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章
孤 儿
1825年夏，“化学家”动手整顿父亲混乱不堪的家务，把弟弟妹妹们从彼得堡送到了沙茨克县的领地，给了他们一幢主人的住宅和一笔生活费，还答应今后帮助他们读书和立足社会。公爵夫人去看望他们。一个八岁的小女孩1的忧郁沉思的脸色打动了她，她把孩子抱上马车，带回家中，留在身边了。
母亲很高兴，带着其他孩子去了坦波夫省。
化学家也同意——他反正都一样。
到家后，女伴对小女孩说：“你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公爵夫人是你的恩人；要向上帝祈祷，祝她长命百岁。没有她，你不知会落得怎样呢！”
在这死气沉沉的家庭中，两个吹毛求疵的老妇人幽灵似的主宰着一切，一个充满奇想与怪癖，另一个充当着她不倦的侦察员，举止粗鲁庸俗，冷酷无情。就在这里，一个孩子被迫与一切亲人隔绝，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作为解闷的玩物受到抚养，正如人们养狗，或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养金丝雀一样。
过了几天，父亲带我去看望公爵夫人时，小姑娘穿着长长的羊毛丧服，脸色苍白得有些发青，坐在窗口，一言不发。她显得又惊讶，又害怕，望着窗外，不敢看任何别的东西。
公爵夫人把她叫到前面，介绍给我父亲。他对人一向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只是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肩膀，说故世的哥哥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又骂了化学家几句，便开始谈别的了。
小姑娘眼里噙着泪水，重又坐到窗边，眺望着窗外。
对于她，沉重的生活开始了。她听不到温情的语言，看不到慈祥的目光，得不到一点抚爱；周围尽是不熟悉的人，皱纹，发黄的脸，衰老的、正在死亡的事物。公爵夫人总是那么严厉，苛刻，急躁，与孤儿若即若离，使她不可能想到要亲近她，从亲近中得到温暖和安慰，或者偎在她身边啼哭。客人们对她不理不睬。女伴容忍她，只因为公爵夫人心血来潮，要收养这么一个废物，何况这对她并无大害；在外人面前，她甚至表示对孩子十分体贴，还为她向公爵夫人讲情。
孩子过不惯这儿的生活，一年之后还像第一天那样陌生，而且更加忧郁。她的“严肃”连公爵夫人也觉得惊异，有一次看见她愁眉不展，整整几个钟头坐在小刺绣架后面，便对她说：“为什么你不活泼一点，出去玩玩呀？”孩子笑笑，涨红了脸，道了谢，但仍坐在那儿没动。
公爵夫人对她不问不闻，其实从未把她的忧郁放在心上，也没想过怎么才能让她快乐一些。到了节日，别的孩子会拿到玩具，谈论游戏和新衣服。孤儿从未得到过礼物。公爵夫人认为给了她栖身之所，待她已满不错了；有了鞋穿，还要什么洋娃娃！真的，这是不必要的——她不会玩，也没人跟她一起玩。
只有一个人理解孤儿的处境，这就是侍候她的老保姆，也只有她真实而纯朴地爱着这个孩子。晚上给她脱衣服时，她常常问她：“我的小姐，您为什么这么忧愁啊？”小姐扑在她颈上，伤心地啼泣，老婆子噙着眼泪，摇摇头，拿着烛台走了。
这样过了几年。她没有埋怨，没有诉苦，十二岁的她只是想死。她写道：“我总觉得，我生到这世上是个错误，我很快就要回家——但哪里是我的家呢？……离开彼得堡时，我在我父亲的坟上看到的只是一堆白雪；我的母亲把我留在莫斯科，从漫无尽头的大路上消失了……我伤心啼哭，祈求上帝快些让我回到他的身边。”
“……我的童年是那么悲伤、痛苦，我流过多少无人知晓的眼泪，在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祈祷的时候，我已有多少个夜晚偷偷起床（我不敢在规定的时间以外祈祷），祈求上帝让人爱我和怜惜我了。我没有娱乐或玩具，可以供我散心和得到安慰；因为哪怕给我什么，也得责备几句，总是要说：‘这是你不配得到的。’从她们手上拿到的每一块破布，对于我都是一场哭泣；后来我站得比这高了，心头燃起了对科学的兴趣，除了学问，其他孩子的任何东西都不再使我羡慕。许多人夸奖我，认为我有才能，同情地说：‘如果对这孩子下一番工夫的话！’我知道它的下半句是：‘她会使世界惊异。’于是我的脸发热了，我赶紧走开。我想象着我的图画，我的学生——可是我拿不到一张纸，一支铅笔……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同时对我的监狱和残忍的狱卒也更加蔑视了，我不断反复吟哦《黑衣修士》的诗句：
这是个谜啊：在我生命的春天，
我已经尝尽了人世的一切苦难。2
“你可记得，有一次我到你们家去，那是很久了，还是在那所房子里，你问我，读过科兹洛夫的诗没有，你念的也正好就是这两句。我感到一阵颤栗，勉强忍住眼泪，笑了笑。”3
忧郁的音符经常从她的内心深处发出声响，它从未完全消失过，只是生活中欢乐的时刻使它暂时保持沉默罢了。
去世前两个月，她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写道：
“周围的一切是古老、丑陋、冷漠、阴森和虚伪的，我受的教育是从责备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是疏远一切人，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浸在自我之中……”
但是这种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有时精神负担不了，有时身体遭到了摧残。
孤独无依的处境，在最弱小的年纪经历的粗暴待遇，这一切在她心头留下了一条黑色的伤痕，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愈合。
1837年她写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曾自由地从内心喊过一声‘妈妈’，我曾扑在谁的胸口，无忧无虑地忘掉一切。从八岁起，我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了，我爱我的母亲……然而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看了这十二岁小姑娘的苍白脸色，看了那双周围带黑影的大眼睛，看了那慵懒的倦意，那漫无止境的忧郁，许多人会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要作肺病牺牲品的那种少女，她们从童年起已盖上了死亡的烙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美和早熟的沉思。她说：“也许我也受不住这斗争的压力，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会见而得救。”
可我这么迟才了解她，解开她的谜！
1834年前，我还不能对这个在我身旁展开的丰富的生命，作出正确的评价，尽管自从公爵夫人把穿长羊毛丧服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有九年之久。这是不难说明的。她孤僻，而我心不在焉。我同情这个老是伤心地孤独地坐在窗边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上公爵夫人家，而且每次都不是自愿去的；公爵夫人带她到我们家的次数更少。何况公爵夫人的拜访几乎总弄得不欢而散，她往往为一些小事与我父亲争论不休，在一两个月不见之后，两人重新互相挖苦，只是这种挖苦是在温文尔雅的词句掩盖下进行的，仿佛他们要给难以下咽的药物包上一层糖衣。公爵夫人说道：“我亲爱的兄弟”，我的父亲则答道：“我亲爱的姐姐”，然而争吵还是争吵。我们总是巴不得公爵夫人快走。此外，不该忘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政治理想和科学中，生活在大学和同学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