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2/5页）
在诺夫哥罗德省，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有不少神灵派教徒3。他们的教主是一个老人，驿站车夫的头领，大约住在扎伊采沃，享有极高的威信。保罗一世到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时在途中召见老人，可能想感化他。神灵派教徒像贵格会4信徒，不肯脱帽；白发老人便戴着帽子觐见加特契纳的皇帝。这使他受不了。保罗和他的儿子们，除亚历山大以外，都特别注重细小的礼节，喜欢挑剔。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可是甚至不如野兽，野兽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大狗决不会任意欺侮小狗。
“你是在谁面前，还戴着帽子？”保罗大发雷霆，怒不可遏，气喘吁吁地嚷道，“你认识我吗？”
“认识，”分裂派教徒镇静地回答，“你是保罗·彼得罗维奇。”
“把他铐起来，送到矿山上服苦役！”保罗继续叫嚷，不愧是个骑士！5
老头儿入了狱，皇上下令从四周放火焚毁村庄，把村民送往西伯利亚定居。到了下一站，他的一个心腹大臣跪在他脚下，说自己罪该万死，没有执行圣上的旨意，恭请陛下三思。保罗有些清醒了，他明白，烧毁村庄，不经审判把人送往矿山，这种事传扬出去，势必引起舆论的不满。他命令主教公会查明农民的案件，把老头儿送往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终身监禁。他认为，东正教僧侣对他的折磨会比苦役更厉害，但他忘了，我们的僧侣不仅是东正教徒，也是贪婪嗜酒的俗人，可是分裂派教徒一不喝酒，二不吝惜金钱。
神灵派公认老头儿是圣徒，他们从俄国各地赶来朝见，买通了寺院向他参拜。老人端坐在斗室中，穿一身素白衣裳，他的信徒们把周围的墙壁和屋顶都蒙上了麻布。他死后，他们请准把他葬在家乡，庄严地抬着他的遗体从弗拉基米尔走到诺夫哥罗德省。只有神灵派教徒知道他的葬地；他们相信，他生前已有了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身体是不朽的。
这一切一部分是弗拉基米尔省长伊·艾·库鲁塔讲的，一部分是诺夫哥罗德的驿车夫讲的，还有一部分来自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管理权杖的修士。现在这个修道院中已没有政治犯，但监牢内仍关满了各种教士、信徒和遭到父母控告的忤逆儿子等。修士大司祭曾带我们参观监狱院子，这人肩膀宽阔，身材魁梧，戴一顶皮帽。他一进门，拿枪的军士立即上前禀报：“报告司祭大人，监狱中一切平安无事，犯人现有若干”。大司祭便向他祝福——真是咄咄怪事！
关于分裂派教徒的案件，从性质看，最好根本不再提起它们，因此我看过后便把它们搁在一旁。相反，地主滥用权力的案子，却必须切切实实重新审理；我用尽一切力量，在这片沼泽中取得了若干胜利，从迫害下解救了一个年轻姑娘，也使一个海军军官受到了管制。这可以说是我任职以来的唯一成绩。
一个太太有个使女，可是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后者是她的农奴，使女要求恢复她的自由权。我的前任很聪明，裁定在判决前她仍应完全听从地主太太的支配。这公文得由我签字，我找省长，向他指出，在姑娘提出申诉之后，仍把她留在太太家中，她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那把她怎么办呢？”
“关在警察局中。”
“生活费由谁负责？”
“由地主太太负责，如果判决她输了的话。”
“如果不呢？”
这时正好省检察官来了。按社会地位，按职务关系，按制服的纽扣看，检察官总是省长的仇人，最低限度，要处处与他抬杠。我故意当着检察官的面把事情谈下去。省长开始生气了，说这种案子根本不必多费唇舌。检察官虽然对申诉者的命运漠不关心，但马上站在我一边，从法典中搬出了五花八门的十点根据。省长实际上更不关心，带着嘲笑对我说：
“反正办法只有一个：或者交给太太，或者送进监狱。”
“当然送进监狱好一些。”我说。
“这也比较符合法规的精神。”检察官说。
“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省长说，讥诮的笑容更多了。“您保护了她，过几个月她出狱之后会报答您的。”
我不再继续争论——我的目的只是要搭救这个姑娘，摆脱地主家的压迫。我记得，两三个月以后，她完全获得了自由。
在我的处没有解决的案件中，有一件比较复杂，公文往来已拖了几年，这是关于一个退伍海军军官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在自己领地上胡作非为的案子。起先原告是他的母亲，后来农民也告了状。他与母亲还能和解，可是对农民他却反咬一口，说他们企图谋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从他母亲和仆役们的指控中，可以看出这人残暴成性，无所不为。这案子在衙门里睡了一年多，反正调查和不必要的公文程序可以无限期进行，最后不了了之，归档完事。要判处他接受监督，必须呈报枢密院，但要呈报枢密院，首先要得到首席贵族6的同意。首席贵族对这类事一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不肯牺牲选票。这件事能否成功完全靠我的决心，但需要首席贵族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诺夫哥罗德省的首席贵族参加过1812年的民军，得过弗拉基米尔勋章，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见了我总要用卡拉姆津以前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讲话。一天，他指着诺夫哥罗德贵族为表彰他们自己在1812年的爱国行为而建立的纪念碑，感慨系之地说道，首席贵族的责任可以说既艰巨，又神圣，又值得自豪。
这一切正好供我利用。
首席贵族为一个教士发疯的事到省里作证人。各位法庭庭长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愚蠢可笑，使疯子也有权对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头脑也不见得正常。当问题提完，教士终于被确认为精神错乱之后，我把首席贵族拉到一边，向他谈了我的案件。他耸耸肩膀，表示愤慨和惊骇，最后认为海军军官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玷污了诺夫哥罗德贵族社会的崇高声誉”。
“我想，”我对他说，“如果向您查询，您一定也会这么签署意见吧？”
首席贵族措手不及，只得答应照良心讲话，最后并说：“公正和诚实是俄罗斯贵族必然具备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