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4/5页）

但是凶犯没有找到，俄国人的善于保密是惊人的。

这时，阿拉克切耶夫完全像疯子一样，又来到诺夫哥罗德，一群受难者给送到了那里。他的脸色蜡黄，阴沉可怕，眼睛布满血丝，血迹斑斑的头巾仍未取下；审问重新开始，情形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八十来人再度被捕。在城内，谁只要讲错一句话，有一点形迹可疑，就给抓走，向他盘查与阿拉克切耶夫某个仆人的关系，追问那些疏忽的议论。过路人也被捕入狱；商人和小文书们待在警察局几个星期，等候审问。居民躲在家中，不敢上街；对案件本身，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触及。

克莱恩米赫尔这个阿拉克切耶夫的老部下，也参加了这场审问……

省长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刑讯所，拷打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从早到晚地进行。旧鲁萨的县长，这个早已司空见惯一切暴行的人，现在也感到了不安。有一个年轻妇女已怀孕五六个月，他奉命拷打审问她；他觉得无能为力，求见省长（这事是老波波夫20告诉我的，他当时也在场），对他说，这女人经不起鞭挞，这么做是直接违反法律的；省长气得发疯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到县长面前，举起拳头嚷道：“我命令马上逮捕您，马上审问您，您是叛徒！”县长被捕后辞职了。我衷心感到遗憾，不知道他的姓名，为了这件事，他过去的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宽恕——简单地说，这是英雄行为，在这班强盗面前显示人的感情，不是轻易能办到的。

妇女受尽拷打，她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因此死了。

但是“万寿无疆”的亚历山大也死了。那些恶魔还不知道今后的变化，作了最后的努力，终于查到了凶手；当然，他被判了笞刑。正当刽子手们庆贺胜利的时候，尼古拉下诏把他们送交法庭审问，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省长被押送最高法院受审21……甚至那儿也无法为他开脱罪责。但是尼古拉加冕后，发布了大赦令，大赦的范围不包括佩斯捷利和穆拉维约夫的朋友们22，却包括这个混蛋。两三年后他已因在自己的领地上滥施淫威，在坦波夫再度被送上法庭；是的，他应该得到尼古拉的赦免，因为他还比不上他。

到1842年初，我对省政府的职务已忍无可忍，想找个理由脱身。我正在左思右想，选择办法时，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替我作了决定。

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去上班。前室中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农妇，她见我穿着制服，马上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要求我主持公道。她的主人穆辛-普希金把她和丈夫放逐外地，却把他们十岁的儿子留下，她要求让她带走孩子。她正向我诉说时，省长进来了，我向她指指他，把她的状子交给他。省长向她解释，孩子年满十岁，就该留在地主那儿。母亲不能理解荒谬的法律，继续哀求，他感到不耐烦，女人却哭哭啼啼，抱住他的脚不放，他粗暴地推开了她，一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我已用俄国话对你讲过，我没有办法，你还纠缠什么。”说完，他迈开大步，庄严地走到墙角放军刀了。

我也走了……这对我已经够了……那女人不是已把我看作他们的同伙了吗？应该结束这场喜剧了。

“您身体不舒服吗？”赫洛平参议问我，这人是因为犯了错误给从西伯利亚调来的。

“我病了。”我回答，站起身一鞠躬便走了。当天我就写了病假报告，从此我的脚没再踏进省政府。后来我又“因病”呈请辞职。枢密院批准了我的报告，并确定我的官阶是七等文官。但本肯多夫同时通知省长，不准我进入首都，应仍在诺夫哥罗德居住。

奥加辽夫第一次出国回来后，便在彼得堡替我活动，希望我能重返莫斯科。我不大相信这位保护人能获得成功，在诺夫哥罗德这个无足轻重的历史名城中，只觉得度日如年。谁知奥加辽夫办事有方，居然成功了。1842年7月1日，皇后利用家庭节日23的机会，请求皇帝让我回莫斯科居住，理由是我的妻有病，希望移居该地。皇帝允准了，三天后我的妻便接到本肯多夫的信，他通知她，我已蒙皇后的关照，获准随她回莫斯科；还向我报告了一个愉快的消息：我到了莫斯科仍得继续接受警察的监督。

我毫不留恋诺夫哥罗德，因此越快离开越好。然而临走时却发生了我在诺夫哥罗德生活时期几乎唯一叫我感到兴奋的事。

我没有钱，又不想等莫斯科寄钱，因此托马特维替我设法借一千纸卢布。一小时后，马特维带了旅馆主人吉宾来见我，我认识他，在他的旅馆中住过一个星期。吉宾是胖胖的商人，面貌和善，他一边向我鞠躬，一边递给我一包钞票。

“您要多少利息？”我问他。

“您知道我不干这个营生，”吉宾回答，“有利息我也不一定借，只是听马特维·萨韦利耶维奇说，您要用钱，借一两个月，我们很尊敬您，我手头又正好有些闲钱，所以拿来了。”

我道了谢，问他希望我写一张普通的借条，还是签一张期票给他？但吉宾对此也答道：

“这是多余的，我相信您超过相信字据。”

“得啦，万一我死了呢？”

“那么我损失几个钱，比起对您的悼念来，就算不得什么啦，”吉宾笑笑说。

我深为感动，用热烈的握手代替了字据。吉宾按照俄国的风俗拥抱了我，说道：

“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明白，知道您做官是不得已的，您办事也跟别的官员不同，您对我们商人和老百姓一向采取保护的态度，因此有机会为您效劳，我感到很高兴。”

当我们深夜离开这个城市时，车夫在旅馆门前停了车，那位吉宾又为我们的旅途准备了一个大得像车轮的蛋糕……

这也是授予我的“功绩奖章”！

1 因此怪不得有个德国人在《广告晨报》上攻击了我十来次，说我没有流放，因为我在省政府身居参议官的要职。——作者注《广告晨报》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于1794年起在伦敦发行。1855年，赫尔岑的《监狱与流放》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广告晨报》发表了一些文章，认为赫尔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不是流放。赫尔岑进行了答辩，这涉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

2 塔列朗（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据说，他认为当时法国的外交宫们越卖力，事情越糟，因此有一次在外交部对他们说：“主要是请各位不要太卖力！”

3 是否真是神灵派教徒，我不能肯定。——作者注神灵派是俄国分裂派中的一派，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他们反对东正教的烦琐仪式，强调真诚的信仰，具有基督教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建立基督教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