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2/9页）

我们抬起垂死的他，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把我移近桌子。”

我们把他推到桌边。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这是谁？”他问，指指马·卡4。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

这个打击对老人是沉重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爱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个。他是在他眼睛下长大的，全家都宠爱他，我父亲还极其信任他，经常把他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可现在，这位“伊丽莎白姐姐的儿子米佳”5突然反叛了，拒绝服从他的安排，公然发表不同意见，这简直成了第二个“化学家”，在那儿用硝酸熏坏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亲发出讥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亲虽然很生气，照例不露一点声色，只是避免谈到这位外甥，但显然变得更加忧郁和烦躁，牢骚也更多了，动不动便说，在这个“一切亲族关系分崩离析的可怕时代，尊敬长辈的古风旧习早已荡然无存，与那个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指的应该就是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一切伦理道德的代表的那个时代！

这场争执开始时，我在索科洛沃，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来找我了。这个大书呆子和形式主义者用文雅准确的语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我听，还说正为这事他才急于见到我，让我知道真相，免得听信别人的谣言。

“我不是白叫亚历山大的，”我跟他开玩笑道，“这个戈尔迪乌斯结我一下子就能给您解开6。不论怎样，您必须和解，为了消灭争执的根源，我可以老实告诉您，我绝对不想要波克罗夫村，单单那儿的林场已足够抵偿特维尔的领地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更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只消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道理。我与他分开时没有一点疙瘩。

过了几天，父亲在晚上自己谈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照他的习惯，他对某人不满时，总把这人说得一无是处。从我十岁起就被指定为我的学习榜样的这个理想人物，这个模范儿子，这个标准兄长，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外甥，这个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个衣冠楚楚、从来连领结也打得不大不小的绅士，现在忽然被移到了照相底片上，亮的变了暗的，白的变了黑的。

但一下子变为破口大骂，未免太突然，失去了声调上由弱到强，色彩上由浅入深的各种过渡。我父亲是聪明人，不会干这种傻事。

“哦，对了，我一直忘了问你，你回来后，与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他平常是叫他米佳的）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怎么样，这位总监大人好吗？”

“不错，身体很健康。”

“你常与他见面，这很好；这种关系是应该一直保持的。我爱他，也一向爱他，他对这一切也当之无愧。当然，他也有缺点，一些极可笑的小毛病……不过只有上帝才没有缺陷呢。他官运亨通，所以就有些忘乎所以……真的，年纪轻轻，已挂上安娜勋章。再说，他的职务本来如此，监督官呢，到了学校就骂学生，打官腔，高高在上惯了……他训话，学生就得在下面洗耳恭听……于是他以为，跟一切人都可以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不知道你发觉没有，甚至他的声音也变了。我记得，女皇在世时，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7对传令兵就是用这种刺耳的声音讲话的。说起来好笑，他忽然跑来教训我了。我听了想：如果伊丽莎白姐姐在天上能看到这才好呢！她结婚那天，是我亲手把她交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可现在她的儿子却对我嚷嚷：‘对，舅父，如果这样，您不如找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8，不要再来麻烦我。’你知道，我一条腿已经跨进棺材，要操心一大堆事，又有病，真是多灾多难的约伯9。可他当着我的面吵吵闹闹……这是什么世道啊！我知道，他训人训惯了……他什么也不想干，光爱在家里发号施令，跟村吏和管马厩的耍威风。至于他手下那班小公务员，见了他总是大人长大人短的！这就把他弄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