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4/7页）

“躲了起来？”德勒赛问。

“躲了起来。”暗探回答。

“在哪里？”德勒赛问。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后讲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对他说，他不必担心，我们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实执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访后过了两小时，Э秘密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得离开巴黎，躲到外地一个城市里，因为巴黎警察厅发现了他藏匿的地点！

正如密谋活动者要竭力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纱幕，用沉默宣传自己的秘密，那些显花植物则尽量表现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讲个没完。

他们是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任宣讲员；他们在那儿不断向一切表示不满，为一切仗义执言，甚至没有的事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真有的事，更会像地图模型上的山脉一样，把它扩大两倍，甚至三倍。大家见惯了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示威游行，或者举行盛大的宴会时，都不禁会到处寻找他们。

……对我说来，兰勃林咖啡馆的情景还是新鲜的，那时我对革命的后院还所知不多。确实，我在罗马到过艺术咖啡馆30，在广场上参加过集会，也到过罗马俱乐部和人民俱乐部31，但那时罗马的运动还没出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迹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败之后才加速发展的。契切洛瓦基奥和他的朋友们光明磊落，他们那种南国人的表情在我看来像言语一样鲜明，而他们的言语又像朗诵一样响亮，但他们正处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他们还没有从三个世纪的沉睡中完全苏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奥根本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他并不想捞取什么，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里安静度日，作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罗马公民，与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庸俗无聊、废话连篇的假革命症状，那种在法国不幸流传极广的溃疡病。

不言而喻，在谈到咖啡馆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汉时，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类解放的坚强活动家，那些民族独立的热情宣传者，那些不论监狱、流放、驱逐、贫穷都不能使他们闭上嘴巴的、为人类的爱而殉难献身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这些人以鲜血、眼泪和言论开创了历史的新秩序。我们这里谈的是那个骚扰不安的边缘地带，那里生长的是不能结果的空花，对这些人说来，鼓动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们喜欢的是人民起义这个过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鲁什卡喜欢的是读书这个过程32，尼古拉喜欢的是步法操练本身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反动派没什么好高兴的——它那里生长的杂草和毒菌更坏，而且不仅在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这包括他们所有的人：在长官面前瑟瑟发抖的官员，到处刺探消息的奸细，准备为这边也为那边杀人的职业凶手，以及形形色色丑态毕露的军官——从普鲁士容克地主到杀人不眨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从近卫军官兵到宫廷少年侍从为止。我在这里还只接触到世俗的反动力量，没有提到靠化缘度日的苦行僧，专搞阴谋的耶稣会教士，充当警察帮凶的教士，以及各种等级的天使和天使长。

如果说在反动阵营中也有与我们的革命空谈家相似的人物，那么这就是在典礼上摆样子的朝臣，在洗礼、婚礼、加冕礼和葬礼中跑龙套、壮声势的角色，那些为官服，为金边，为显示权力的光辉和尊贵而存在的人们。

在兰勃林咖啡馆里，冒险家们济济一堂，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酒杯。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计划，运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纲领。一切得靠灵感，就像从前使徒等待圣灵的降临一样。只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带武器参加大会。经过连续两小时的空谈之后，大家约定明天早上八时在水塔街对面的滂努佛尔林荫道上集中。这以后，我们便前往《真正共和报》的编辑部了。

主编不在家，他去找“山岳派”33要指示了。编辑部的接待室和会议厅设在一间发黑的大房间里，那儿光线暗淡，家具更显得简陋，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萨佐诺夫拿了一张纸，动手便写，写完后念给我们听：这是以各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攻占罗马提出的抗议书34，它声称大家准备参加示威运动。他说，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与光荣的明天联系在一起的，都可以签名。几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签了名。主编进来了，露出疲倦而烦闷的脸色，竭力装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诉大家，可我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公民们，”托雷35说，“山岳派还在继续开会。是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到底！”萨佐诺夫把欧洲民主派的抗议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说道：

“这很好，很好！法国感谢你们，公民们；但为什么要签名？人数这么少，万一失败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仇恨统统发泄在你们身上。”

萨佐诺夫坚持保留签名，许多人赞成他的意见。

“我不能对这事负责，”主编反对道，“请原谅，我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说完，他把签名部分撕下，于是十多个不朽的候补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蜡烛上销毁了。抗议书则随即发排。

我们离开编辑部时已快天亮；各家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孩子和贫苦可怜的妇女，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在等待报纸出版，报纸一到，一些人马上把它们折叠整齐，另一些人便带了它们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走到了林荫道上——那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出现一些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还有些警官在踱来踱去，狡猾地看着我们。

“这个城市睡得无忧无虑，”我的朋友说，“完全没料到明天会给风暴惊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们，”我对他说，向上指指，那是德奥尔餐厅灯火通明的窗户。“这太好了，让我们进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说，现在吃点东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们在议会大厦里吃什么，不过在孔斯耶尔热里监狱里伙食是很糟的。”

我们大吃了一顿冷火鸡，从留下的骨头看，谁也不会猜到霍乱正在巴黎猖獗一时，也不会想到再过两个小时我们便要去改变欧洲的命运。总之，我们在德奥尔餐厅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正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蒙头盖脑，睡得香香的一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