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2/7页）

密茨凯维奇的演说归结为这些话：民主力量现在已形成新的公开的阵营，这个阵营以法国为首，它重又举起鹰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执政者惊恐失色的旗子，带领一切被压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领导它们的仍是那个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个成员，仿佛上天的意愿就是要这个皇朝把革命带上权威和胜利的康庄大道。14

他讲完后，除了他的两三个追随者鼓掌欢迎外，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密茨凯维奇犯了一个错误，想尽快消除演说的影响，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声说道：

“您来发言好吗？”

“在这演说之后，我什么也不想讲了。”

“随便讲几句都可以。”

“不论怎样也不讲。”

沉默继续着，有的人垂下视线看菜盘，有的人注视着酒杯，还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小声交谈。密茨凯维奇的脸色变了，他想再讲几句，但一声响亮的“让我谈谈”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大家回头看那个起立的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来岁，满头白发，外表正直端庄，朝气蓬勃；他用哆嗦的手举起了酒杯，那对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动的脸色，都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这是拉蒙·德·拉·萨格拉15。

“我要为2月24日干杯，”他说，“我赞成主人的提议。是的，为了2月24日，我们要打倒一切专制制度，不论它采取什么名称，是君主制，还是帝国制，是波旁王朝，还是拿破仑皇朝。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朋友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也许作为诗人，他有理由这么看，但我不能让他的话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行无阻，不提出我的抗议……”他就这么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热情，以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全部权利，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讲完后，二十多只手，包括我的，都举起酒杯伸向了他，要与他碰杯。

密茨凯维奇想挽回这局面，讲了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收到什么效果。德·拉·萨格拉毫不让步。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密茨凯维奇也走了。

对一份新的报纸说来，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它勉强维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无人注意。编辑部人心不齐；密茨凯维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仑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编委会的压力下，许多人一个月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我没有给它送去过一个字。拿破仑的警察要是聪明一些， 《民族论坛》就不致为了6月13日的几行字被查封16。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拿破仑的崇拜，神秘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图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领下靠枪杆子实现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这家报纸成为总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清白的事业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与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当波希米亚人没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时候，他们便没落了；在波兰人那儿，天主教促进了狂热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他们始终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如果他们不是处在耶稣会的直接影响下，他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种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语，也是托维扬斯基18的震颤性谵妄症，可是它却把千百个波兰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凯维奇，弄得晕头转向。对拿破仑的崇拜，首先就来自这种疯狂状态。拿破仑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不爱波兰，只爱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替他卖命的波兰人，这些人曾为他组成著名的骑兵部队，在索莫塞拉山口冲锋陷阵。1812年，拿破仑对纳博内19说：“我希望在波兰看到的是兵营，不是会场。不论在华沙还是在莫斯科，我同样不允许给鼓动家提供俱乐部。”可是波兰人却当他是上帝的军事使者，把他与毗湿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我与密茨凯维奇的一位追随者走过旺多姆广场。到了纪念柱21旁边，波兰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愚昧的行为，客气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脱下帽子？波兰人指指皇帝的铜像。既然它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怎么能指望人们不遭到压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凯维奇并不愉快，一种不幸的、阴郁的气氛，那种“上帝的惩罚”，笼罩在他的周围。他的妻子长时期处在精神错乱状态。托维扬斯基给她念咒语，似乎对她有所帮助，这使密茨凯维奇特别惊讶，然而症状并未减轻……他们的情形很糟。伟大的诗人最后几年的生活是悲惨的，只是在苟延残喘。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为他怀着一个荒谬的想法，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哥萨克军团——土耳其不准它用波兰的名义。死前他写了一首拉丁文颂诗，歌颂路易-拿破仑的光荣和伟大。22

这次参加报社工作失败以后，跟我来往的人更少了，只限于几个熟人，尽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来，熟人多了一些。以前我有时上俱乐部走走，还参加过三四次宴会，那就是吃一点冷羊肉，喝几杯酸葡萄酒，一边听皮埃尔·勒鲁和老爷子卡贝23谈天，一边随着大家唱《马赛曲》。现在连这种活动我也腻烦了。我怀着深沉的悲痛注视着一切，我发现崩溃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国和欧洲在没落。从遥远的俄国看不到丝毫曙光，听不到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问候。没有人再给我写信，亲戚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俄国无声无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个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不动了。它那时跨进了这骇人的五年，直到现在24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摆脱了那苦难的岁月。

这五年对我说来也是一生中创巨痛深的阶段；我已没有太多宝贵的东西可以丧失，也没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弃了……

……霍乱在巴黎肆虐，沉闷的空气，没有阳光的酷暑，给一切罩上了一层阴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车绵延不断，争先恐后地驶向墓园——整个景象与政治形势那么吻合。

时疫的牺牲者到处都是。我的母亲与一位熟悉的夫人到圣克卢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岁，回来后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亲劝她留下过夜。早上七时左右，仆人告诉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乱；我去看她，不觉吃了一惊，她与昨天相比已判若两人——她本来很漂亮，但现在脸上的肌肉全部萎缩了，干瘪了，眼眶下出现了黑影。我好不容易在医学院里找到雷耶26，把他请来。雷耶看了看病人，对我小声道：

“您自己明白，这时还能做什么。”他开了药方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