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2/13页）

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了关于世界精神的一些说法，我回答他，尽管谢林对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说明，称它为“飘在空中的东西”，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从椅上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便伸出手指，在我头上乱摸，挤压，好像我的头颅是由风琴的琴键组成的。

“确实，”他朝流亡中的兄弟们接着道，“赫尔岑公民没有崇敬的骨节，一点也没有。”

大家对我缺乏“崇敬的骨节”表示满意，我也不例外。

于是他向我说明，他对颅相学作过深刻研究，不仅写过书论述高尔19的体系，而且选择阿玛利亚做试验，根据这学说检查过她的颅骨。他告诉我，她几乎没有情欲的骨节，它们存在的颅骨后部完全是扁平的。正是这个可作离婚原因的理由，使他决定娶她为妻。

施特鲁沃是个大怪物，只吃素菜，加些牛奶，也不喝酒，他的阿玛利亚也得与他保持同样的饮食。他觉得这还不够，她每天还得与他一起在阿尔沃河游泳，那里的河水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从来不热，夏季也只能达到八度。

后来我与他偶然谈到了素食问题。我提出了一般的反对意见：牙齿的结构，蔬菜的纤维朊在消化过程中热能大量消失等等，指出食草动物的头脑便不太发达。他心平气和地听着，没有生气，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临到末了，他似乎为了出奇制胜，对我说道：

“您可知道，经常吃素的人可以使身体内部非常干净，死后也不致发臭？”

“这太好了，”我反驳道，“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并不想在自己死后闻自己的尸体。”

施特鲁沃甚至没有笑，只是心安理得地说道：

“总有一天您会不这么讲的！”

“大概等我长出崇敬的骨节以后吧。”我答道。

1849年底，施特鲁沃寄给我一本他为自由德国新编的历书。日子和月份全都改用了一种难懂的古日耳曼语；它取消了圣徒的名字，每天纪念两个名人，例如华盛顿和拉斐德20，然而第十日却留给了人类的公敌，如尼古拉和梅特涅。纪念最大的伟人的日子便是节日，这样的伟人有路德，哥伦布等等。在这本历书上，12月25日不再是圣诞节，施特鲁沃把它献给了阿玛利亚，成了她的节日！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我，除了别的事，他说道，应该在日内瓦发行一份杂志，它属于所有的流亡者，用三种语言印行，它可以跟“七大灾祸”斗争，支持目前已被反动派所扑灭的各民族的“神圣火焰”。我回答他，这当然很好。

出版杂志是那时的流行病，每隔两三星期总会出现一份计划，印行几本“试刊”，分发一些缘起，但出过两三期以后便寿终正寝，无声无息。有些人什么也干不成，却认为自己能办刊物，拼凑了一两百法郎，用它们出了第一期，但也成了最后一期。因此施特鲁沃的打算，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他的登门拜访，却使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谁知施特鲁沃安详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边预备念，一边说：

“赫尔岑公民，由于我们昨天一致认为应该出一份杂志，今天我特地来向您宣读它的发起书。”

念完以后，他宣称他还要找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请他们上海因岑家开会商量。我也到了海因岑家：他恶狠狠地坐在桌后的椅子上，用一只大巴掌拿着笔记本，把另一只伸向我，用粗哑的嗓音嘟哝道：“公民，请坐！”

在座的有八个德国人和法国人。法国立宪议会的一个前人民代表在编制支出预算，写的字歪歪斜斜的。马志尼进屋后，施特鲁沃提议宣读海因岑写的发起书。海因岑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德文念了起来，尽管只有法语才是大家都懂的。

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发起书只是民主主义高调千百次变奏中的一次，这种用不同文字编译的革命词句，跟教会按照《圣经》传道一样。海因岑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旁敲侧击地说道，民主共和制度本身能在各方面普遍满意的基础上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在两百万人头面前不知道发抖的人，竟然害怕他的机关报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

他宣读后，我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但从他支吾其词的回答中，从施特鲁沃的插话和那位法国代表的手势中，我开始明白我们被请来开会，是要我们接受海因岑和施特鲁沃的发起书，根本不是要对它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过，这跟诺夫哥罗德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的理论，可说不谋而合。21

马志尼听了虽然有些不快，还是同意了，几乎第一个签字认购了两三股。我像席勒的《强盗》中的舒夫特勒一样，心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对”22，于是也签了名。

然而认股的人太少，不论那位代表怎么计算，怎么加减，钱还是不够。

“先生们，”马志尼说，“我有个主意可以解决困难：杂志开头只出法文版和德文版，至于意大利文版，凡是优秀的文章可以登在我的《人民意大利》上，这样，你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开支了。”

“说真的，这太好了！”

马志尼的建议立刻被一致通过。他很高兴。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因此想让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在耍什么花招。我走到他跟前，找个没人在旁边的机会，对他说道：

“您干得很妙，摆脱了这杂志。”

“但是您要知道，”他说道，“意大利文版实在是多余的。”

“其他两种版本也一样！”我补充道。笑影在他脸上一闪，随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