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

《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

1847年秋我离开巴黎后，没有与任何人保持联系；文学界和政治界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原因很多。没有出现直接的机会，我又不想寻找这种机会。仅仅为了结识名流，便登门拜访他们，我认为这未免有失体面。何况我很不喜欢法国人对俄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称赞我们，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富裕；我们容忍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们，甚至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们出于礼貌，把我们当法国人对待，我们便大喜过望。法国人向我们滔滔不绝，随口讲话，我们却不敢造次，总在考虑怎么回答，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无知，却不好意思当面提出——他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自欺欺人，大言不惭。

如果要在另一种方式上与他们来往，就得让他们尊重你，为此必须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当时还不具备，等我有了这些条件我便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还不应该忘记，要与法国人成为点头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们与我们真正坦诚相见，却是最困难的。法国人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己，向别人夸夸其谈，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们与英国人截然相反。英国人与别人交往是因为他觉得寂寞，他像坐在戏院里看戏，利用人们为自己解闷，既可散心，又可听到各种消息；英国人总是在发问，法国人却总是在回答。英国人觉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细想想，法国人却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无缺，不需要再探听什么；他只喜欢高谈阔论，说教和训话。至于讲什么，向谁讲，这都一样。他不需要个人的接触，一杯咖啡对他已足够了；他像列彼基洛夫，尽管恰茨基已换了斯卡洛祖布，扎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还是在谈他的议会和陪审员，谈他的拜伦（尽管他照法国人的发音说成了“贝伦”）和各种重要的话题。1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还没有从二月革命中冷静下来，便遇到了5月15日，后来又经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严。这时我对伏尔泰说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结识共和国中这些头面人物了。

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出现过一次，它也许会使我认识不少人——但这事最后未能成功。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万法郎办一份报纸，它主要讨论国外的政治形势，其他民族、尤其是波兰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报纸是有益的，及时的。法国报刊很少注意法国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国时期，它们认为，它们的职责只是用各民族团结的口号鼓励各国，向它们许愿，说等国内大局安定之后，法国就会根据博爱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新报纸定名为《民族论坛》4，它的条件使它可以在国际运动和进步的事业中成为“指导力量”。它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各国共同的报纸——《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5登载过一些很好的文章，论述各国的专门问题，但缺乏系统，断断续续，不够经常。《奥格斯堡总汇报》6确实可以成为一份国际性的报纸，可惜它的黑色和黄色倾向太刺目了，使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开端，注定了早产的命运，在长出一颗牙齿以前便宣告夭折。报纸办得很不顺利，没有朝气，最后，在1849年6月14日，便与其他无辜的报纸一起被扼杀了。

报社租定了房子，购置了铺绿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种小斜面写字台，指定了一个瘦瘦的法国作家负责各国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从前波兰的志士仁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密茨凯维奇担任总负责人，并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总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正式成立了，那么，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举办晚宴吗？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办。我去时，发现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然而其他民族，从西西里人到克罗地亚人都有，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个人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站在壁炉前面，把一只胳膊弯支在大理石炉顶上。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见过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据大卫·当热8作的胸像浮雕复制的）马上可以认出他，尽管这些年他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脸型看，他不像波兰人，倒像立陶宛人，脸上流露出无穷的忧虑和悲戚。他头上是浓密的灰白头发，目光倦怠，整个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闷和强烈的忧郁——这是波兰命运的形象化体现。后来沃尔采尔9的脸也给过我类似的印象，不过尽管他满面病容，他的脸还是显得比密茨凯维奇的生动而亲切。密茨凯维奇似乎被什么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这“什么”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义，他在那中间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听俄国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对普希金以后的文学运动知道得很少，还停留在他离开俄国的时期10。尽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他又是这种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然而他仍对俄国怀有一定的敌意。不过在经历了沙皇和沙皇的总督们的一切暴行之后，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们所谈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统治飞扬跋扈的时期。

第一件使我惊异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兰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见了修道院长那么低声下气，诚惶诚恐，有的还吻他的肩膀。也许他对这种顶礼膜拜的方式已习以为常，因此显得满不在乎。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认，看到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对自己的爱，这是每个把全部身心献给自己的信念，并以这种信念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现叫我无法接受：它们破坏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则；何况在这方面，与那些大主教、部长大臣、将军长官们相比，我们还望尘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诉我，晚宴时他要提议为“纪念1848年2月24日”干杯，然后由密茨凯维奇发表演说，阐明未来的报纸的观点和精神；他希望我作为俄国人，向密茨凯维奇致答词。我不习惯公开演讲，何况毫无准备，因此谢绝了他的建议，但答应“为密茨凯维奇”祝酒，并向他讲几句话，正如在1843年为格拉诺夫斯基举行的庆贺宴会上11，我第一次为这位波兰诗人干杯一样。当时，霍米亚科夫举起酒杯说道：“为伟大的没能出席的斯拉夫诗人干杯！”尽管没提名字（因为不敢讲），大家还是立即起立，举起酒杯，默默地为放逐者的健康喝干了酒。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这么安排了我们的“即兴表演”，我们便入席了。晚宴快结束时，霍耶茨基提议干杯，密茨凯维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演说是经过斟酌的，显得娓娓动听，十分巧妙，那就是说巴尔贝斯12和路易-拿破仑同样可以为它真诚地鼓掌；这使我厌恶。随着他逐步阐明他的想法，我开始感到心情沉重；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字，一个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无疑问了；它不久果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