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2/7页）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

法齐是一个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过于像法国人，喜欢采取强硬手段，喜欢集中，喜欢权力。他一生都在政治斗争中度过。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垒上，后来又与反对拉斐德9和银行家们的那些年轻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厅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和拉菲特11认为，“最好的共和主义者”便是奥尔良公爵，于是他当了国王，而法齐走上了极端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这时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和马拉斯特13，与人权协会和烧炭党人站在一起，参加了马志尼对萨瓦的进军，出版了杂志，可是当局按法国方式用罚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后，他相信他在法国已无事可做，于是想起了祖国，把全部精力，全部作为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经验，转移到了日内瓦州，要在那里贯彻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并在那儿付之实施。日内瓦展开了反对旧政权的活动；辩论、进攻和回击，从室内和报纸上走进了广场，法齐成了全市叛乱群众的首脑。正当他发号施令，指挥武装的弟兄们的时候，一个白发老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他作为职业军人，不能不对人员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劝告。法齐听从了他的话。劝告是切实有效的——但这军人是谁呢？他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14，库尔木战役的联军总司令，尼古拉登基后便离开了俄国，此后几乎一直住在日内瓦。

在这个变革时期，法齐表明他不仅足智多谋，判断正确，而且具备圣茹斯特认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几乎没有流血便挫败了保守派，他来到州议会，宣称它已被解散。议员们想逮捕他，愤怒地问道：“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我凭日内瓦人民的名义，他们讨厌你们的腐败统治，跟我站在一起。”于是法齐拉开门口的布幔，荷枪实弹的人群挤进了大厅，只要法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举起枪来射击。“贵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尔文派信徒们大惊失色。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开！”法齐说，于是他们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齐坐到桌后，动手书写法令和“决议”，宣布日内瓦人民消灭了旧政权，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通过新的法典，在这一切实现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齐以行政权力。这便是雾月18日15，只是它是为民主和人民实行的。虽然他自己选举自己当了独裁者，但选举是无可指责，十分成功的。

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846年起，他便统治着日内瓦。由于按照宪法，州长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因此每隔两年，日内瓦人得从法齐那些平庸的追随者中选出一人接替他，这样，事实上他仍是州长，保守派和虔诚派教徒只好望洋兴叹，永远当他们的少数派。

法齐在执政期间表现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了很大进展；他坚决执行激进派原则，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表明他不仅是有力的破坏者，也是有力的组织者。日内瓦由于他而日益繁荣。对我这么说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还有与他完全无关的人，例如，库尔木战役的那位著名的胜利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一个。

法齐为人严峻激烈，办事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带有专制色彩的共和派特点。他习惯于独断独行，有时专制作风会压倒一切。此外，他对1848年后的事件和思潮毫无准备，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势后面。瞧，这个共和国不就是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尔曼·卡雷尔16所想望的吗？……看来它还存在问题。他从前的同志马拉斯特现在当了国民议会议长，却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时，当着秘书的面”谈论天主教是不谨慎的，应该对宗教采取慎重态度，不要惹怒神父们；当《国民报》17这位前主编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时，两个岗兵得向他敬礼。法齐的另一个朋友和追随者走得更远18，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总统，但他已经不想再同从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当拿破仑了。“共和国在危险中！”然而工人和先进分子对它不再感兴趣，他们都在谈社会主义。对，这正是问题所在，于是法齐怒气冲冲、固执己见地攻击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已到达自己的极限，德国人所说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