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3/7页）

他和马志尼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当它从一般的向往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成了它的敌人。我常与两人争论，我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不愿被说服时，逻辑简直无能为力。如果这对他们两人只是策略，临时的必要让步，那么当初怎么会那么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呢？不，这里包含着对新学说的一种仇恨，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称也叫他们不满。有一次我向法齐提议，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克莉奥帕特拉”代替社会主义这名称，免得这个词惹他生气，它的声音妨碍他对它的理解。马志尼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后来带给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杰茨基带给他的更多——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个。

一天我回家时，看到施特鲁沃的一张条子，他告诉我，法齐要驱逐他，而且来势汹汹。联邦政府早已发出了驱逐施特鲁沃和海因岑的命令，法齐一直只限于把这事通知他们。那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

法齐不希望施特鲁沃在日内瓦发行自己的“国际性”杂志；他的担心也许是对的，他认为他和海因岑发行这种危险的呓语，只能重新引起法国的威胁、普鲁士的咆哮和奥地利的切齿仇恨。作为一个实际的人，他怎么会认为这杂志真能办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向施特鲁沃提出，要么放弃杂志，要么离开日内瓦。施特鲁沃那时对杂志抱着疯狂的幻想，认为它可以最终扑灭“人间的七大灾祸”，因此放弃这个计划是这位巴登的革命家所万难同意的。于是法齐派了一名警察带了命令去找他，要他立即离开本州。施特鲁沃板着脸接见了警官，宣称他目前不准备走。法齐为警官生气了，命令警察局驱逐施特鲁沃。不经法院许可是不能进入市民家的；伯尔尼采用的是警察手段，没有通过法院（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公共安全措施”）。警察了解这一点，但希望讨好法齐，可能也是为了对不友好的接待进行报复，预备了一辆马车，带了一个同伴，坐车来到离施特鲁沃家不远的地方，停在一棵椴树下。

施特鲁沃对迫害和苦难的时代的重又开始，心中还暗暗得意，他抱着先入之见，相信对他无可奈何，把发生的事通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希望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和强烈愤怒，后来等得不耐烦了，便去找海因岑，海因岑也收到了来自法齐的有趣的通知。由于海因岑住得不太远，施特鲁沃穿了便服，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信步走去。他刚走到椴树旁边，早已恭候在那儿的加尔文的狡猾信徒便拦住了他的去路，出示了联邦政府的命令，要他跟他走。在场的还有两个宪兵，这证明他的邀请不怀好意。惊讶的施特鲁沃大骂法齐，把他归入了“七大灾祸”的范畴，坐进马车，与警察一起向沃州19疾驰。

从法齐执政以来，在日内瓦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一切显得粗暴，不必要，甚至可笑。我知道后很生气，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时，在贝尔格桥遇到法齐，他与几个意大利人说说笑笑，正经过那儿。

“啊，您好，有什么新闻吗？”他见到我便说。

“新闻很多。”我回答，故意装得冷冰冰的。

“都讲些什么？”

“嗯，比如，日内瓦变得跟巴黎一样，在街上就可以逮捕人，强行劫走，以致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再觉得安全；我怕今后连走路也……”

“您这是讲施特鲁沃的事……”法齐回答，还是不免生了气，声音也不连贯了。“对这些狂妄的家伙，您叫我怎么办？我实在厌烦了，只得让这些先生明白，藐视法律意味着什么，公然违抗联邦议会的命令……”

“您大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我笑道。

“难道疯人院的人闯到街上，给全州和我个人造成了威胁，我也不管？何况目前是什么形势？而且，他们从不说一声‘谢谢’，只知道撒野。先生们，你们想想，我派了警官找他，可是他就差没把他轰出来罢了——这简直叫人难以容忍！他们不明白，官员（地方治安官）是依法办事，应该受到尊敬。是不是？”

法齐的朋友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因为是警官，是来向我宣布由傅雷尔或者德鲁埃20在伯尔尼签发的废话，我便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客气一些是可以的，但既然他是作为敌人来的，而且有暴力做后盾，我何必跟他讲什么礼貌？”

“我有生以来还没听到过这种话。”法齐说，耸了耸肩膀，迅速地瞥了我一眼。

“您觉得新鲜，因为您从未考虑过这一点。认为官员神圣不可侵犯，这完全是君主制思想……”

“您不愿理解尊重法律和奴颜婢膝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您国内，沙皇和法律是一回事，但这完全是俄国人的观念！”

“那么在您这儿，尊重法律便等于尊重警察或宪兵，这算什么观念呢？”

“亲爱的先生，您可知道，我派出的警官不仅十分正直，而且也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看见他办事……”

“对，在家里还是最好的父亲，”我继续道，“但这跟我和施特鲁沃毫无关系；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是作为一位模范市民，而是作为一位专制暴政的执法者去找施特鲁沃的……”

“好啦，好啦，”法齐越讲越生气，说道，“这个施特鲁沃跟您什么相干？您不是昨天讲到他还哈哈大笑吗？”

“可是今天如果您要绞死他，我不会笑。”

“您知道我怎么想吗？”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的天，真是胡言乱语！”我说，哈哈大笑。

“什么胡言乱语！”法齐嚷得更响了。“我这是很严肃的话！”

我知道我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脾气暴躁，容易发火，我也知道，尽管他气势汹汹，实际上他比自己的话好上一百倍，心眼是不坏的，因此尽管他大声嚷嚷，我本来不会计较；但这时我们旁边有人，而且他是一州之长，我却是个没有护照的流亡者，与施特鲁沃一样，这使我放开嗓门，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他道：

“您以为您是州长，您讲什么，别人就得相信什么吗？”

我的叫嚷发生了作用，法齐的声音马上变轻了，但是他举起拳头拼命捶打桥栏杆。

“要知道，他的叔父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是俄国在汉堡的外交代办。”

“这无非是《狼和绵羊》21的故事。我还是回家的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