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

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随着六月街垒的失败，印刷所也关闭了。政论家惊惶失措，噤若寒蝉。只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阴森黑影一样升起，对六月的阿尔瓦公爵2——卡芬雅克3及其一伙，发出了诅咒，悲愤地告诉人民：“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4

戒严状态的第一阵恐怖逐渐过去，舆论界又恢复了生机，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诬害早已严阵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对编辑们施加压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手段，重新登场了。它们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起诉，对被告处以监禁和罚款，从而消耗报刊的保证金；因为罚款是从保证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证金没有补足以前，报刊不准发行，补足以后，新的诉讼马上又会开始。这手段可谓万无一失，因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权的人总是与政府一鼻孔出气的。

赖德律-洛兰，还有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后付过大笔的钱，想挽救《改革报》6，结果仍未能如愿。社会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锐的机关报，都在这压力下被扼杀了。其中最初便有蒲鲁东的《人民代表报》，后来又有他的《人民报》。一桩讼案尚未结束，另一桩又已开始。

它的一个编辑（我记得是迪歇纳7）三次因新的指控从监狱被传到陪审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罚款。在《人民报》被扼杀前，最后一次对他宣判时，他向检察官说道：“请问，一共多少？”确实，他的服刑期累计已达十年，罚款达五万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后，蒲鲁东的报纸被查封了（那时他已被捕入狱）。这一天国民自卫军闯进了他的印刷所，捣毁了机器，搅乱了铅字，仿佛在以武装资产者的名义宣布，暴力统治和警察专政的时期已在法国到来。

但这位不可征服的斗士，不畏强暴的贝桑松农民，不愿放下武器，他马上考虑发行一份新的报纸《人民之声报》。为此必须缴付二万四千法郎保证金。埃·吉拉尔丹9表示可以拿出这笔钱，然而蒲鲁东不想接受他的制约，于是萨佐诺夫向我建议给他提供保证金。

我的思想发展受过蒲鲁东很大影响，因此我考虑后同意了，尽管我知道，保证金维持不了多久。

蒲鲁东的著作正如黑格尔的一样，能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启发，掌握锐利的武器，它们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蒲鲁东主要是一个辩证论者，社会问题的论争家。法国人企图从他身上寻找一个实验主义者，结果既没找到法伦斯泰尔10的模式，也没找到伊加利亚11尽善尽美的管理方式，只得耸耸肩膀，把书撂在一边了。

蒲鲁东当然也错了，他给自己的《经济矛盾的体系》12写了这么一条题词：“我要拆毁这殿，另造一座”13；其实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现存的一切。但这错误是古往今来一切摧毁旧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欢单单破坏；在他开始破坏时，建设未来的某种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有时这只是拆毁墙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罢了。

在大部分社会理论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为理想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目前无从达到，便是仅仅归结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事实，依然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不仅是建立在经验和信仰上的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还有片面的科学提示给意识的一切；不仅是建立在传统法制基础上的法理论断，还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它所面对的是契约和市民经济体制时代的理性主义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对着它，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直接面对着封建神权国家一样。

这种对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坏，正是蒲鲁东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不同的仅在于一个坚守在科学运动平静的山峰上，另一个却闯进了人民运动的浑浊天地，短兵相接的党派斗争。

蒲鲁东标志着法国思想界一群新人的开始。他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法国逻辑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大转变。从辩证精神的强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国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单纯而聪明的人，如皮埃尔·勒鲁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发点和他的方法。他们习惯于玩弄业已定型的思想，穿现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点。蒲鲁东往往毫不犹豫地向前猛冲，不怕在路上踹坏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毁遇到的一切，也不担心走得太远。他没有那种感伤精神，也没有那种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贞洁癖，那种在法国人那儿顶替了新教虔诚派精神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间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惧，而不是信服。

人们认为蒲鲁东具有德国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脑完全是法国式的，他有的是高卢法兰克人传统的才智，它曾出现在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帕斯卡尔16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义论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样；但是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成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对他而言，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们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和改进这些工具，正如他为自己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应用法兰西语言一样。这样的人过于坚强，总是用自己的脚站立，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路。

一个英国旅游者对蒲鲁东说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体系。”

蒲鲁东不满地答道：“但是我没有任何体系。”这是对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感到困惑，他们习惯了寓言后面的道德说教，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公式和标题，习惯了包医百病的抽象处方。

蒲鲁东坐在病人床边说，他已病入膏肓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论，说他怎样便能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荐一种尽管十分灵验，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药，那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状和现象正如动物的牙齿之于居维叶17一样，他可以循着这梯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秘密的底层；他根据它们研究驱使病体走向毁灭的力量。18如果他在每个发现之后宣称死亡又逼近了一步，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里没有大惊失色的亲属——我们自己就在这死亡之列。人们愤怒地高呼：“拿药来！拿药来！否则就请你对疾病保持沉默！”可是为什么要沉默？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不准谈论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战争的伤亡人数。药显然不易找到，从动荡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来，法国进行的试验还少吗？人们想用胜利和剧烈运动医治它，强使它进军埃及，进军俄国，用议会制度和投机买卖，小共和国和小拿破仑19医治它——它的病减轻了没有？蒲鲁东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病理诊断作过一次尝试，结果在“人民银行”20上出了洋相——尽管从这一思想本身来看他是正确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语，要不然他会向每一个人大声疾呼：“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联合！全人类的共和国！全世界的团结！民主主义的伟大军队！”他没有运用这些词句，没有宽恕革命的守旧派，正因为这样，法国人才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差点没把他归入变节者和叛徒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