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

欧洲中央委员会1——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上一期《北极星》2付印时，我考虑了好久，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大部分被我推迟了，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859和1860年3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有的坚强不屈，有的销声匿迹。这两年中，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而且屏声静气，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到了现在，烟雾消散了，心情轻松了，我们所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

但是在这硝烟之外，在阴影中，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没有胜利的欢呼声，也没有桂冠的地方，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

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受骗的群众，粗野的神父，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从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总汇通报》到加富尔4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泰晤士报》（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都在对他造谣中伤。然而他不仅……“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5……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6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7一样对待他：

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

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

……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8，而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没有与马志尼分开。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手挽着手前进？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9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讳言分裂呢？10

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意大利！

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它没有足够的容量，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

加里波第变得更像“高尔奈利·内波斯书中的人物”11；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那么朴实浑厚，那么纯洁高贵，像荷马笔下的人物，又像古希腊的雕像。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华丽的服饰，狡诈的手段——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而当史诗结束，日常生活开始时，国王便遣走了他，12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连酒钱也不用给，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13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14，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宫殿，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让他们去高兴吧，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赶走白狗子15就成了。

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他崇拜人民，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厄马努埃尔16；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讨好他，把自己打的野鸡，自己花园里种的花，派人送给他，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

对于马志尼，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事业，而且只有一个事业，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为它而“生活和行动”。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他不会碰一下。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善良、但无聊的人，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17合作，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也不认为他正直。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18。他片面，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永远警戒着，准备着；他怀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誓死不渝的希望——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钓鱼还是打猎，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同伴们始终能看到马志尼那只瘦瘦的、忧伤的手指着罗马，要他们到那儿去！

我在已发表的一些片段中，抽掉了关于马志尼的几页，那是很不好的；删了它们，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不鲜明了，我不敢触及的正是1854年他与加里波第的争论和我与他的分歧。我这么做是出于礼貌，但这种礼貌对马志尼是毫不足道的。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

从那不勒斯回来后19，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我赶去看他。我见到他时心里有些紧张，我以为他会很伤心，会为自己的爱感到委屈，他的情况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确实发现他的面貌显得老了，然而精神却年轻了，他像往常一样，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一边说道：“那么，这终于实现了！……”他的目光显得兴奋，他的声音有些哆嗦。

整个晚上他跟我谈着进军西西里前夕的情形，20他与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关系，然后又谈到了那不勒斯。他怀着兴奋和爱谈到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和他的丰功伟绩，对他充满着友谊，但同时也为他的轻信骂他，说他不善于识别人。

我听着，想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个音符，一个声音，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没有找到；他伤心，但这是母亲被她所爱的儿子暂时抛弃之后的伤心，她知道儿子会回来，不仅如此，还知道儿子很幸福，这已足以抵消她的一切悲痛！

马志尼满怀着希望，对加里波第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他笑着告诉我，那不勒斯的群众受到加富尔的奸细的挑拨，包围了他的家，大喊：“处死马志尼！”除了其他，他们相信他是“波旁王朝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时在我家里除了几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青年，他感到奇怪，怎么我们还继续谈天。我安慰他道：‘别害怕，他们不会杀死我，他们只是叫叫罢了！’”

是的，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的！

1861年1月31日

我一到伦敦，立刻去找马志尼，这不仅因为他对我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给予了最温暖、最热烈的同情，也因为他的朋友们交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与他面谈。梅迪契，皮扎卡尼，梅佐卡帕，科森兹，贝尔塔尼等人，对伦敦发出的指示不满意。21他们声称马志尼不了解新的情况，抱怨革命的大臣们为了巴结他，附和了他的错误思想，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开始行动。他们希望在领导机构内部实行改组，大大加强党的军事方面，由这方面的行家，而不是由律师和新闻记者来主持这工作。为此他们要求马志尼起用乌鲁阿22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他曾在老佩佩23身边作战，现在遭到冷落，心中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