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2/15页）
这一切对于研究比较生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它们完全不是为了好玩。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人虽然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但是至少从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国人低一等，因此应该服从他。法国人属于另一种族，但区别又不如土耳其人与中国人那么大，可以不予理会，因此他仇恨英国人，尤其因为两个民族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德国人尽管在内心也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在理论的领域，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法国人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英国人对立；英国人是穴居动物，喜欢独自生活，固执而倔强；法国人是群居动物，鲁莽大胆，但容易驾驭。这就形成了两种平行的发展，以英吉利海峡为界线。法国人总是冲在前面，对一切都要过问，对所有的人都要教训几句，对所有的事都要议论一番；英国人却听其自然，根本不屑过问别人的事，觉得与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学习，只是他没有时间，他得上店里做生意。
英国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石：个人独立和种族传统，这在法国人眼里几乎是不存在的。英国人的生硬作风常常使法国人不能容忍，这确实叫人讨厌，也损害了伦敦的生活，但是法国人没有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严峻威力，正是它使这个民族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看到那种执拗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尽管你一旦取得英国人的欢心，几乎可以随意摆布他，却不能使他成为奴隶，以致穿上了绣金边的仆人制服还沾沾自喜，戴上了锁链却认为这像桂冠一样光荣。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义，那种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世界，对法国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论他在英国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它的法律和诉讼程序。英国法律中互不协调的多种多样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进了黑暗的树林，根本看不到树林中高大雄伟的栎树，也看不到正是在这种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诗意、美感和意义。一部小小的法律全书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园林，大自然不能与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砾小径和修剪整齐的树木，园丁则像警察一样守卫在每一条林荫道上。
还是莎士比亚与拉辛的问题。
两个人喝醉了酒，在酒店里打架，警察却若无其事，站在一边观看，像一个欣赏斗鸡的旁观者，法国人见了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进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当警察不具备父母的权力，他的干预仅限于被动行事，也就是在当事人要他行动以前绝不行动的时候，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每个穷人在走进自己黑暗、阴冷、潮湿的小屋子，关上门后，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当然，得到严格保障和全力防卫的个人权利，有时难免成为罪犯的避风港，这也无可奈何。与其使每个正直的人在自己家里像贼一样发抖，不如让机灵的贼逃脱惩罚还好得多。在我来到英国以前，每逢警察光顾我的住所，我便心惊胆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从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敌人的准备。在英国，警察来到门口或走进门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泽西岛总督利用岛上特殊的非法状态，为费·皮亚致女王的信，对《人》周报发动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这事，却命令为杂志提出抗议的维·雨果和其他流亡者离开泽西岛；这时，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对这事的报刊都告诉他们，总督越出了职权，他们应该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闻》等报刊还答应负担诉讼费用。但这么做旷日持久，况且谈何容易：“仿佛对政府起诉也能胜诉似的”。他们只是又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抗议书，向总督提出了历史的裁判问题，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济岛。8
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法国人对英国习俗的理解。一天晚上，一个流亡者来找我，在大骂一通英国和英国人之后，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件“不成体统”的事。
那天早上，法国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应该说，在沉闷无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伙伴的葬礼几乎跟节日差不多，成了发表演说，高举旗子，进行集会和上街游行的理由，这时谁在谁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义流亡者总是全体参加，无一例外。一个英国牧师拿了祈祷书来到墓地。我的朋友对他说，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祷。牧师与所有的英国牧师一样，是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和英国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许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祷，但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用他的祷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进最后的住所。于是发生了争论，最后法国人都冒火了，大声叫嚷，固执的牧师便去叫警察。
“瞧，您还说这个讨厌的国家有什么神圣的自由呢！”我的朋友（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了仅次于死者和牧师的主要角色）附带说道。
“那么，这些为迷信势力服务的愚昧工具怎么办呢？”我问。
“来了四个警察，其中一个像是头头，他问道：‘刚才跟牧师顶牛的是谁呀？’我当即走到了前面，”我的朋友说，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脸上的神色与莱奥尼达斯9即将去会见上帝的时候差不多，“我说：‘这是我，先生。’——我当然不会称他‘公民’10。那个警察装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对我说道：‘请您告诉大家，不要起哄，把你们的同志埋葬以后，便各自回家。如果你们要闹事，我只得命令把你们统统赶走。’我看看他，用尽全力提高嗓音喊道：‘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我几乎忍不住发笑，问他道：
“那么那个‘警察头子’怎么样呢？”
“他什么办法也没有，”法国朋友得意而骄傲地说，“他向他的部下使了个眼色，又道：‘好吧，你们干你们的，干你们的！’然后站在一边，安静地等待着。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英国的老百姓……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那位身强力壮、严肃认真、也许还喝了点酒的警察，心里自然不会毫无反应。但我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汉宫的围墙外面，对着女王的窗口大声嚷嚷，他也可以安然无事，不致惹出丝毫麻烦。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的朋友，还是参与这事的所有其他法国人，都没有想到，这场事故要是发生在法国，他们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贝萨的监狱了。哪怕他们想起这一点，他们的回答也是现成的：“算了，这种丑恶现象是暂时的……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