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2/8页）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骷髅头”加加林10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这些人游手好闲，把生活也当作了狂热的赌博，他们是一切冒险活动的“浪斯开涅”12，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绣金的将军制服，名利双收，领取十字勋章的话；这以后他们又可以安静几年，把光阴消磨在弹子房和咖啡馆中。至于是在斯特拉斯堡帮助拿破仑13，还是在布卢瓦帮助贝里公爵夫人14，或者在圣安东区帮助革命的共和派，这在他们眼中都一样。对他们和整个法国说来，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库尔涅的初露头角是在法国与葡萄牙的冲突中15，那时他在军舰上服役，与几个伙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护航舰，制服了全体水兵，占领了军舰。这件事规定了、也总结了库尔涅未来的生活。整个法国都在谈论这个年轻的准尉，但是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他一生的功绩便是从接舷战开始，也以接舷战结束，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已经阵亡了。后来他被海军开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欧洲，库尔涅百无聊赖，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开始自己作战了。据他说，他决斗过二十来次，我们想，那大概是十次，但这已经够了，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红色共和分子。在法国的流亡者中，他没有起过特殊的作用。关于他有各种传说，例如在比利时，一个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顿逃走了；其余大多也是这类勾当。他认为自己是“全法国最好的剑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在无法约束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形成的，它与库尔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后，必然产生不幸的后果。他们彼此嫉恨。不过既然属于不同的圈子，敌对的派别，他们本可以一辈子避不见面。但一些热心朋友却火上加油，促成了他们的对立。

巴泰勒米对库尔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于别人托库尔涅从法国带给他的信，他始终未曾收到。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库尔涅是无辜的；但不久又传来一些谣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女演员，她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与她同居了。库尔涅说：“多么可惜，这个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要靠一个女戏子养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们马上写信告诉了他这事。他收到信后，立刻丢下设计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员，风驰电掣般赶到了伦敦。

我已经说过，他认识维利希。维利希是心地纯洁、非常善良的普鲁士炮兵军官，他转向革命，成了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16领导起义时期，他率领炮兵部队为人民战斗，当一切都给打败之后，他流亡到了英国。到达伦敦时他身无分文，试图教授数学和德语，但运气不佳。于是他丢下教科书，忘记了从前的军衔，英勇地当了工人。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办了个制刷子的工场，但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维利希没有丧失在德国再度举行起义和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然而希望并未实现，他只得带着条顿共和国的理想去了纽约，在那儿的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务。

维利希明白，跟库尔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愿担任中间人进行调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维利希，把事情交给了他。维利希去找库尔涅，他那坚定沉着的声调对“第一剑客”发生了作用，库尔涅说明了书信问题。维利希又问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员生活的？”库尔涅答道：“我只是在重复我听到的话，对此我表示遗憾。”

“这完全够了，”维利希说，“那么请您把您讲的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好吧。”库尔涅说，拿起了笔。

“那么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这家伙认错了。”另一个流亡者插嘴道，这人是在谈话快结束时才进屋的。

“怎么是认错？您认为这是认错吗？”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听信了谣言，对此表示遗憾的意思。”维利希说。

“不，”库尔涅说，放下了笔，“这我办不到。”

“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不，不，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这么做。请转告巴泰勒米：‘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这么说。’”

“好极了！”另一个流亡者喊道。

“亲爱的先生，您得为未来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维利希对他说，走出了屋子。

这是在傍晚；他在见到巴泰勒米以前先来找我。他忧心忡忡，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说道：“现在决斗不可避免了！这太不幸了，那个流亡者突然闯了进来。”

我想：“现在已无法挽回，理性在疯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况法国人的血一旦燃烧，加上各派力量和各个合唱队之间的仇恨，灾祸便再也无法避免！……”

过了一天，我早上走过蓓尔美尔街，看到维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儿，我喊住了他。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转身向我走来。

“怎么样？”

“当场打死了。”

“谁？”

“库尔涅。我现在去找路易·勃朗，请教他该怎么办？”

“巴泰勒米在哪儿？”

“他和他的一个决斗助手，还有库尔涅的两个决斗助手，都关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助手没有被捕。根据英国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处绞刑。”

维利希坐上公共马车走了。我独自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

过了两小时，维利希来了。当然，路易·勃朗对这件事采取了积极关心的态度，想先找几个著名的律师商量一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不让法院的侦查员知道，谁是开枪的，谁是证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双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决斗案件中，英国法庭不会使用警察的狡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