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4/8页）

我已看得很清楚，对沃尔采尔说来，问题迟早会变成这样：或者与领导中心当时的成员分手，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与我分手，照旧与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尔采尔选择了后者，我为此感到忧伤，但从未埋怨他，也没对他生气。

现在我得谈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节问题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时候，一切是这么决定的：全部印刷开支（纸张、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负担。领导中心按照他们运送波兰小册子的路线运送我的俄文书报。我免费供应他们负责输送的一切，我认为，我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结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领导中心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为了募捐，决定向波兰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辅，可能的话还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国人中进行宣传，因此要我写几封信。我拒绝了——怕给朋友们惹来麻烦。他出发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维奇，他当即问我：

“您为派遣密使出多少钱——指您本人？”

我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们的拮据状况，因此说，我愿意出十镑（二百五十法郎）。

“怎么，您这是开玩笑不是？”津科维奇问，皱起了眉头，“他至少需要六十镑，可是我们还缺四十镑。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我跟大伙商量一下再来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与沃尔采尔，还有领导中心的两个人来了。这一次，津科维奇干脆指责我不愿为派遣密使提供足够的资助，尽管我同意把俄文书刊交给他带去。

“对不起，”我答道，“你们决定派遣密使，你们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费用也应该由你们负担。沃尔采尔在这里，让他来提醒你们当初讲定的条件。”

“废话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这种口气终于使我感到厌恶。

“您好像没有读过《死魂灵》，”我说，“要不，我得请您想一想诺兹德廖夫，他给乞乞科夫看他的领地时说，边界这边是他的，边界那边也是他的。32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分摊了工作和负担，可是您却要把这两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这位身材瘦小、脾气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开始大声嚷嚷什么荣誉等等，讲了不少毫无意义、毫不客气的话，最后问我：

“那么您希望怎样？”

“很简单，请您不要把我当作专管掏钱的大老板，也不要像一个德国人在他的小册子中称呼我的那样，把我当成民主派的银行经理。你们对我的财产考虑得太多，对我本人又考虑得太少……你们错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气得脸色发白，急忙说。

“我不能让这谈话再继续下去了。”沃尔采尔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墙角边。“否则我只得走开。赫尔岑先生，您是对的，但是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密使必须派遣，可是钱却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先问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但不应强迫我做什么，这种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厌。我可以付钱，这纯粹是为了您，至于你们，先生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交给了沃尔采尔，大家便闷闷不乐地分手了。

在我们的圈子里，关于财务问题通常是怎么办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1852年我到达伦敦后，与马志尼谈到意大利党内资金短缺时，我告诉他，在热那亚，我曾劝他的同志们对各人的收入实行征税，无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这大家都会同意，”马志尼说，“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付了。我早已想为意大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它对我就像祖国一样亲切，因此我愿意从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这大约有两百镑，现在先付一百四十镑，还有六十镑暂时欠着。”

1853年初，马志尼走了。他离开不久，便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流亡者来找我，一个穿着皮领圈的大氅，因为他十年前到过彼得堡，另一个虽然没有皮领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军人气概的大胡子。他们是赖德律-洛兰派来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笔钱给欧洲委员会。我承认我没有这打算。

过了几天，沃尔采尔又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赖德律-洛兰怎么会有这想法的？”

“这也难怪，您给了马志尼捐款。”

“但这正是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据我知道，您还留着六十镑吧？”

“这是答应给马志尼的。”

“反正一样。”

“我不认为一样。”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马佐莱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该把留在我处的六十镑交给谁，为此他要求我把钱交给他，他是马志尼在伦敦的代表。

确实，马佐莱尼是马志尼的秘书。这人天生是当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势和外交官的作风叫我觉得可笑。

记得1853年2月3日米兰起义的电讯在报上登出后，我便找马佐莱尼，向他打听消息。马佐莱尼要我稍候，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忧虑而兴奋的脸色拿着一些文件，与布勒蒂亚努一起出来了——他与后者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没有消息，我也是从《泰晤士报》知道这事的，我随时在等待着紧急电报。”

又来了两个人。马佐莱尼很得意，因此皱紧眉头，抱怨工作太忙。后来他谈得起劲，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作了解释。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这……这，当然是我的想象。”马佐莱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辞。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您。”

“那太感谢您了——七点和九点之间我在伟利饭店。”

马佐莱尼没有忘记。七点多钟，我在伟利饭店用膳，一个我见过两次的意大利人进来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围打量了一下，等仆欧去取什么时，他对我说，马佐莱尼要他转告我，什么电报也没有，然后便走了。

……在收到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来信后，我回信与他开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担心，以为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以致不知该把那六十镑钱交给谁——没有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给任何人。

马佐莱尼回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显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损害发信者的尊严，又可以对收信者发生讥刺作用，同时又不致越出官场礼节所许可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