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2/8页）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顺便谈谈音乐会；在德国人中，乐师一般说是比较轻松的，伦敦市区和郊区每天需要的乐师数量相当大。除了剧场、私人音乐课和小市民的简陋舞会，大型音乐演奏也到处都有：阿盖尔音乐厅，克莱莫恩娱乐场，卡西诺俱乐部，歌舞咖啡厅，歌女穿紧身衣的歌舞厅，女王剧场，考文特花园，厄克塞特音乐厅，水晶宫12——总之，上自圣詹姆斯宫，下至每条大街的拐角，都是乐师的用武之地，它们足足可以养活两三个德国小公国的居民。这些人白天幻想未来的音乐，幻想罗西尼怎样匍匐在瓦格纳面前13，不用乐器在家里默诵和研读《汤豪舍》14的乐谱，晚上便跟着退伍的军队鼓手长和手执象牙棒的小丑角，接连演奏四个小时《马利安》波尔卡舞曲或《花与蝴蝶》雷多瓦舞曲15，这样，一个穷苦的德国佬一个晚上可以挣两个到四个半先令，然后在黑夜中冒雨跑进德国人集中的小酒店，与我从前的朋友克劳特和米勒一起喝酒——这个克劳特六年来一直在塑造一个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样；至于米勒，他还是在写他那部写了二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的悲剧《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给我念过，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没有与他争吵，也许现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与他是为了乌尔班将军发生争执的，但关于这事我已在别处讲过了……

德国人想赢得英国人的欢心，但不论他们怎么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国人在老家屋里到处吸烟，吸了一辈子，吃饭要吸烟，喝茶要吸烟，睡觉和工作时也要吸烟，可是到了伦敦，他们再不在自己熏黑的、弥漫着煤烟味的起居室内吸烟，也不让客人吸烟。有的德国人在自己的祖国，一辈子都上酒店喝酒，在那儿跟老朋友一起吸烟斗，可是在伦敦，走过酒店时连瞧也不瞧一眼，要喝酒，便打发使女拿了杯子或牛奶壶把啤酒买回家中喝。

有一次，我当着一个德国侨民的面给一位英国夫人发信。

“您怎么啦？”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蝎子呢。

他说：“在英国，信总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况您这信是寄给一位夫人的，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刚到伦敦不久，去找过一个熟悉的德国医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张条子，大致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到了伦敦，很想见见您，希拨冗于晚上驾临某某酒店，以便像从前那样饮酒谈心，一叙契阔。”医生没有来，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内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应邀前来，目前俗务繁多，实无法抽身也。但日内当专诚到府上拜谒……”

“怎么，请这个医生看病的人不少吗？”我问一个德国的解放者，也就是那个蒙他不弃，告诉我英国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儿的话，他在伦敦生意不好，生活相当困难呢。”

“那么他在干什么？”我把便条拿给他看。

他笑了笑，然后向我指出，我不该把便条不加信封留在医生桌上，因为便条上写着要与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为什么要上这家酒店？那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遗憾了，”我说，“知识总是来得太晚，现在我知道应该约医生上哪儿了，但我大概不会再约他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我们那些盼望人民起义，盼望亲戚接济，盼望不劳而获的人。

要一个不劳动的人开始劳动，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尽管许多人以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锤子和凿子，人们就会去劳动。劳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丢开私心杂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层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报馆里的苦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在英国他们没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谋生，别的他们又干不来，而且认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竖起耳朵在听，警钟有没有敲响；这样过了十年，十五年，警钟还是没有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