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4/8页）

“怎么没见过，”我答道，在头上搽了点镇痛药水，“这些画像到处挂着，在切普塞德，在河滨大道，在西区都能看到。”

“对，您说得不错，但所有的画我都有，而且都用上等纸印制。您在店铺里得付一个畿尼，但我可以便宜一些，只要十五个先令。”

“说真的，我很感谢，但是请问大尉，我要圣阿尔诺这些混蛋的画像干什么？”

“男爵，我对您说实话，我是军人，不是梅特涅的外交官。我失去了我在特梅什瓦尔附近的田庄，现在处境很困难，因此干起了推销艺术品的营生（另外，也推销雪茄，哈瓦那雪茄和土耳其烟草——只有俄国人和我们匈牙利人才懂得这行买卖！），它可以让我挣几个小钱，我便靠它糊口，正如席勒说的，用它购买‘流亡生活中苦涩的面包’。”

“大尉，请您老实告诉我，这些劳什子您一共要卖多少钱？”我问（尽管我怀疑席勒写过这种但丁式的诗句）。

“半克朗。”

“那么就这么结束我们的交易：我给您一个克朗，但请您不要强迫我购买这些画像。”

“说真的，男爵，我很惭愧，但我的境况……不过您都明白，您能体谅……我一向十分尊敬您……普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山陀尔伯爵……山陀尔·泰莱基……”

“请您原谅，大尉，我在头痛，不能久陪。”

“我们的总督（那就是科苏特），他老人家常常头痛。”匈牙利革命军人说，好像是为了鼓励和安慰我，然后赶紧收拾公事包，把拉格伦那伙人的非常像的画像，连同金币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一起，放进了包里。

这是提供便宜货的小商贩，另一种流亡者则十年来一直在大街上或广场上，拉住了留胡子的外国人，说他要上美国，还缺少两个先令路费，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红热死了，还缺少六个便士买棺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类流亡者，他们每天在给人写信，有时利用他认识你，有时又利用他不认识你，向你诉说各种困难的境况，以致他目前周转不灵，不过在遥远的将来，他还是可以拿到一笔财产的；这种信总是写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这样的信我手边还有不少，这里不妨抄录两三份，它们都是颇具特色的。

“伯爵阁下：我是奥地利中尉军官，但我是为马扎尔人的自由战斗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以致衣服破了也买不起新的。如蒙阁下能惠赠几条旧裤子，鄙人将不胜感激。

“又，明晨九时鄙人将在家恭候阁下的使者。”

这是天真的一种，另有一种语言简洁，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先生，鄙人为高卢人，乃为人民之自由事业被逐出祖国者。现衣食无着，如蒙先生鼎力协助，解我倒悬，将不胜感激，并在此先行致谢。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另一些信既不简洁，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算账手法：

“公民：承蒙您的照顾，去年2月寄给了我三镑（您也许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此款本拟早日奉还，怎奈国内汇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计日内即可收到大笔款子。如蒙不弃，愿恳请再行赐借两镑，以便来日凑成整数五镑一起奉璧。”

我宁可不要整数，以致三镑依然如故。然而这位爱好整数的先生却开始造谣说，我与俄国公使馆有某种联系。

另外还有些信谈的是事业，也有些信口气像演讲，这两类信译成俄文都会减色不少。

“亲爱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发明，它可以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光荣，也可以解决我的生计问题。但这发明始终未能加以应用，因为我无法筹集二百镑贷款，以致只得把这事业束之高阁，从事给孩子教课的卑微营生。每当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现在我面前时，命运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赶走（我逐字翻译），我追赶它，但不可违抗的命运比我更强，它一再扼杀我的希望，不过我决不灰心。现在我还在寻找实现我的计划的途径。我能成功吗？我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愿意让您的信任伴随着我的希望，迎着变幻莫测的命运的风浪前进……”接着他解释道，他已筹集八十镑，甚至八十五镑，其余的一百一十五镑，发明人想靠借贷解决，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他最后说：“今天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定，国家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的敌人得靠刺刀维持残局，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还有比这样的投资更有利的吗？”

我不愿出这一百一十五镑。于是发明者开始认为，我的行为不够光明正大，含有某种嫌疑，对我应多加防范。

最后，还有一封才气横溢的信：

“未来世界共和国的慷慨无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现再度写信给您，并写信给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干先令。在远离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来到这不欢迎客人的自私而贪婪的岛国之后，我的窘境始终未得改善。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经常翻阅它们），有过深刻的论断：‘天才得不到金钱会像灯没有灯油一般熄灭’……”

不言而喻，我从未写过这类无耻的话，未来世界共和国的这位同胞也从未读过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还有口才卓越的人，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到处都是。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实际上只是在酒店里喝光了钱的外国工匠，或者在国内遭到了不幸的人。他们利用伦敦是个大城市，今天在这一带，明天在那一带，然后又回到“圣街”25，即摄政王大街和干草市场、莱斯特广场一带，到处招摇撞骗。

五年前，一个穿得相当整齐、显得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曾几次在黄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吗？”他给我看一个地点，那是离西区十多英里的一个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带。我当然像任何人一样向他说明了这地点。他忽然大惊失色。

“现在已是晚上九时，我还没吃饭……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又没钱坐公共马车……真没料到这么远。我不敢麻烦您，但如果您肯帮忙……我只要一个先令便够了。”

我又遇到他两次，最后他消失了；过了几个月，我很高兴，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只是胡子的式样变了，帽子也换了一顶。他热情地举起帽子，问我道：

“您想必懂得法语吧？”

“懂得，”我答道，“不仅懂得法语，还知道您要找一个地方，它离这儿很远，时间又晚了，您还没吃饭，又没钱坐公共马车，您只要一个先令……但这一次我只能给您六个便士，因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讲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