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2/6页）

……威尼斯欢欣鼓舞地接待加里波第。大运河上帆樯林立，几乎形成了一座桥，为了走上我们的小船，必须跨过几十只其他的小船。政府和它的随从们尽一切努力，要表示他们对加里波第不满。如果阿马戴乌斯王子15傲慢不逊和鄙俗无礼的表现是出于他父亲的指示，那么这个意大利孩子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不能在威尼斯和国王之间，在国王的儿子和良心之间，调和一下矛盾呢？要知道，加里波第给了他们两个王国呢！16

我发现，从1864年在伦敦见面后，加里波第没有老，也没有病。但是他显得忧郁，心事重重；第二天他要会见威尼斯人民，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他真正的合唱队——人民群众是在基奥贾17，他在那儿才充满活力，那里的船夫和渔民在等待着他；他站在群众中间，对这些普通的穷人是这么说的：

“我跟你们在一起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我深深感到，我生来就是一个工人，也一向是工人，祖国的不幸才使我不得不放弃了和平的劳动。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你们的每一种工作……”

老船长的话淹没在一片欢乐的呐喊声中，人们向他拥去。

“给我刚出生的儿子取个名字吧！”一个女人喊道。

“给我的孩子祝福……”

“也给我的祝福！”别的女人喊道。

勇敢的将军拉马尔莫拉和无人安慰的鳏夫里卡索利，以及你们所有的希阿洛亚和德普雷蒂斯们，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破坏这条纽带吧，它是由农民和工人的手织成的，它这么坚韧，不论你们和你们所有的托斯坎尼和撒丁的走卒们，你们那些分文不值的马基雅弗利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把它拉断。18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等待着意大利的是什么，新生的、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那是马志尼所鼓吹的前途，加里波第带领大家争取的前途……还是加富尔所要实现的前途呢？19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抛到了可怕的远处，面对了一切最令人痛心的、争论最多的难题。它直接涉及我们内在的信念，那些构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基础的信念，而这个斗争往往使我们与朋友分道扬镳，有时也会使我们与敌人站在一边。

我怀疑拉丁民族的未来，怀疑它们未来的发展能力：它们欢迎革命的过程，却对取得的进步感到无法承担。它们没有得到它时向往它，得到以后又厌弃它。

意大利解放的理想是可怜的，它一方面忽视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幸地保留了旧的、腐朽的、死亡的和导致死亡的因素。意大利的革命直至目前仍是争取独立的斗争。

当然，只要地球没有破裂，彗星不太靠近地面，以致使我们的空气变成火海，意大利在未来依然是意大利，一个屹立在蔚蓝的天空下和蔚蓝的海洋中的国家，既有秀丽的外貌，又有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人民，那些天生喜爱音乐和美术的人民。当然，军事和政治上的一切风波，荣誉和耻辱，边境的陷落和议会的兴起，都会在它的生活中得到反映，它会从教士的、专制的国家变成（而且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的国家，从贫穷的国家变成富足的国家，从简陋的国家变成舒服的国家等等等等。但是这还不够，光是这样是走不远的。在比利牛斯山的那边也有一个国家，周围也是蔚蓝的海洋，也居住着英勇的、历尽忧患的人民，它是美好的，没有外来的敌人，又有议会，还有表面的统一……然而具备了这一切，西班牙又怎样呢？

民族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停顿之后，在有利的环境下重又萌发生机，充满力量和朝气。但是它们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恢复原来的面貌呢？

希腊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多少世纪（我几乎得说已有千年之久），然而它依然活着，当全欧洲沉湎在复辟的噩梦中的时候，希腊却觉醒了，震动了整个世界。但是卡波季斯蒂亚斯20的希腊人，难道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或者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吗？他们只是保留了同一个名称和遥远的回忆而已。意大利也可能脱胎换骨，但那时它就得开始另一部历史了。它的解放只是取得了生存的权利。

希腊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它离我们这么遥远，与我们的好恶关系不大。希腊经历了雅典时代，马其顿时代，在罗马的压力下失去了独立，到了拜占庭时期重又作为自主的国家出现。但这时它有什么作为呢？什么也没有，甚至更坏，有的只是神学的论争，妻妾制度改革的先兆。土耳其人帮助了停滞的大自然，在熊熊的烈火中迫使它走上了灭亡之路。当罗马的统治降临时，古希腊已经奄奄一息，它保存了它，正如熔岩和灰烬保存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21。拜占庭时期揭开了棺材盖，但死人还是死人，它像一切坟墓一样，属于神父和修士的世界，这些人在那里代表了丧失繁育能力的太监。谁不知道十字军远征拜占庭的故事？从教养，从文明的程度而言，十字军低得多，但是这些野蛮的勇士、粗鲁的武夫却充满力量，英勇善战，意志坚强，他们一往无前，历史的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人之所以美好不在于他们的温和慈祥，而在于他们具有雄健的膂力，他们的要求又适合时宜。正因为这样，我们读枯燥的编年史时，看到瓦兰吉亚人22从北方的冰雪中疾驰而下，或者斯拉夫人驾着小船顺流而下，举着盾牌攻打拜占庭睥睨一切的城墙时，便理所当然地感到十分兴奋。我做学生时，读到那个穿衬衫的野人23戴着金耳环，独自摇着树皮船，前去会见温文尔雅、知书识礼、服饰华丽的皈依了上帝的皇帝齐米斯西斯，真是喜不自禁。

不妨想想拜占庭；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把绘圣像的新编年史送到世上，得到政府的推广以前，拜占庭可以向我们说明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拜占庭能够生存，但是不能有什么作为；可是一般说来，只有当民族活跃在舞台上，也就是当它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它们才能在历史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记得我已讲过，当我向托马斯·卡莱尔24谈到巴黎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时他给我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对它这么生气呢？”他向我指出，“拿破仑迫使法国人闭上嘴巴，这是他对他们的极大恩惠，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要讲，可是又不得不讲……现在拿破仑给了他们一个表面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