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4/6页）

议会惊醒了，要求解释。里卡索利回答得傲慢不逊，那口气完全像蓝胡子拉乌尔的末代子孙，中世纪的伯爵和领主。议会本来“相信内阁并不想限制集会权”，因此希望按程序进行讨论。但拉乌尔对他的“教会自由权”法案，那个他自己毫不怀疑的法案，竟在议会委员会中遭到怀疑，已十分恼火，于是宣称，他不能接受提出的议事日程。生气的议会否决了他的意见。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使他在第二天把会议延期，第三天又解散了议会，第四天他还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是据说，恰尔第尼35对国王说，恐怕不能依靠军队。

有不少例子说明，政府犯了错误，总想为它所做的错事寻找有效的借口，或者掩盖这种错误，但是这些先生找到的只是最愚蠢的借口，它们只能证明他们的失败。如果政府沿着这条路一意孤行，它便可能垮台。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是多少符合理性的东西；不顾理性可以造成漫无止境的灾难，尽管不论在任何场合，几乎总有恰尔第尼这样的人，在危险的时刻，给忘乎所以的头脑浇上一桶冷水。

如果意大利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心安理得，不以为意，那么它必然受到惩罚。对于阅历不如法国人的民族，这种谎言、假话和没有内容的空话组成的幻觉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在法国，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从表面和外形上看，一切又无不具备；它像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老人，陶醉在玩具中，有时虽也发现，它的马是木制的，但仍宁可沉迷在幻觉中。意大利不能容忍这种中国皮影戏，这种月光似的独立（它的光线四分之三来自杜伊勒里宫的太阳），这种被鄙视和被憎恨的教会（人们把它当作昏聩的老太婆一般侍奉着，但愿它快点死去）。代议制的土豆泥和议会的夸夸其谈，不能给意大利人带来健康的体魄。这些骗人的食物和不真实的斗争只能使他们营养不良，头脑不清。可是别的又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只能是在罗马宣布意大利的统一之后，接着又宣布它分裂为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彼此不相为谋的各个部分。如果它蕴藏着活力，那么化整为零，形成十来个富有生机的中心，说不定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完全符合意大利的精神的。

……我正沉浸在这种遐想中，忽然看到了基内36的小册子《法国和德国》，我高兴极了，这倒不是我特别信仰这位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我非常敬重他本人，但我之高兴不是为了自己。

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以幽默著称的朋友在我的桌上看到了柏林人米什莱的一本“谈灵魂不灭”的书37，给我留了下面这么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请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务必扼要地告诉我，灵魂究竟是不是不灭的。我无所谓，但是为了安慰我的亲属们，我想知道这一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看到基内的书之所以高兴是为了我的亲属们。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许多人对欧洲的权威采取傲慢的态度，但对他们的话还是比对我们自己人的话更相信。因此我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欧洲保姆的庇护下。我借重蒲鲁东的话说，等在法国门外的不是喀提利纳，而是死亡；我拉住斯图亚特·穆勒的衣裾，反复申说英国的中国化问题。现在我也很满意，我可以拉住基内的手说：“这是我尊敬的朋友基内在1867年关于拉丁欧洲讲的话，也是我就整个1847年及以后各年的它所讲的话。”

基内怀着恐惧和忧郁看到法国的没落，它的头脑的衰老，它的逐步退化。他不了解原因，只得在法国背离1789年的原则和失去政治自由中寻找根源，因此在他的字里行间，从忧郁中流露出一种内心的希望：依靠实现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伟大的革命原则恢复健康。

基内没有发觉，他所说的伟大原则，以及拉丁世界的一般政治思想，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它们的发条不起作用了，快要断了。1789年的原则38不是空话，但现在变成了空话，与圣餐仪式和祈祷文一样了。它们的功绩是巨大的：法国依靠它们，通过它们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未来的帷幕拉起了一角，又在惊慌失措中溜走了。

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或者自由的制度重新把神圣的帷幕拉开，或者一切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外表安定，内部是奴役。

如果欧洲的民族生活、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追求，那么这一或另一方面早已会取得优势。但由于西欧历史形成的局面，它导致了永恒的斗争。它的文化具有双重性质，这个基本事实中包含了妨碍持续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人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中，两个层次中，两个世界和两个发展阶段中；生活不是以统一的整体，而是以它的一个部分在进行，同时又得利用另一部分提供燃料和食物，这样，继续侈谈自由和平等，就越来越困难了。

为建立更和谐、更平衡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们在某一地区不能成功，这主要是证明这个地区还不具备条件，不是这些原则错了。

事情的整个实质便在这里。

北美合众国凭自己统一的文化，可以轻易走到欧洲前面，它的处境比较单纯。它的文化水准低于西欧，但它是统一的，一切都达到了这个水准，这便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

二十年前，法国以巨人的步伐冲向另一生活，在黑暗中盲目奋战，没有计划，除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不知道别的一切；它被“秩序和文明”39打败了，而胜利者离开了它的轨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自己悲剧性的胜利付出代价：它在许多世纪的努力、牺牲、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一切，即整个文化的优秀成果。

力量的中心，发展的道路——一切都改变了；隐蔽的活动，受压制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法国国境以外。

德国人一旦相信，法国的海岸下沉了，它那骇人的革命思想衰老了，不再可怕了，于是戴上普鲁士钢盔，从莱茵河边的堡垒中出来了。

法国不断后退，钢盔不断前进。俾斯麦从来不把自己人放在眼里，但他向法国竖起两只耳朵，嗅着那儿的空气，终于相信那个国家已无能为力，于是明白，普鲁士的时代到了。40明白以后，他立即命令莫尔特凯41制订计划，命令军械员制造撞针，露出日耳曼人毫不留情的狰狞面目，有条不紊地摘取一只只成熟的德国梨子，丢进可笑的腓特烈·威廉42的网兜里，让他相信，他是路德派上帝特别宠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