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卡萝尔在华盛顿住了一年,对军人保险局的工作感到有些腻味。当然这工作还可以凑合过去,反正总比做家务强得多,只不过有些太庸庸碌碌罢了。

她独自一人坐在劳舍尔糖果点心店阳台上一张小圆桌旁边,喝着茶,吃着烤得蜡黄的吐司,蓦然间有四个初出茅庐的少女吵吵闹闹地闯了进来。刚才卡萝尔还觉得自己很年轻浪漫,并且对自己那身黑绿相间的衣服也相当满意,可是,等到她眼前出现了那些顶多只有十七八岁少女纤细的脚踝、柔嫩的脖子、她们百无聊赖地抽着烟卷的样子,并且听她们谈论着“房帏艳事”,说巴不得“能去纽约开开眼界”时,她觉得自己好像顿时变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乡下老媪。所以,她心里真想离开这些令人不快的靓女,马上回到一种更加朴实无华、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生活情趣中去。她们一溜烟地飘了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向汽车司机吩咐了些什么。这时,卡萝尔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蔑视一切的哲学家,而是来自明尼苏达州戈镇的一个年老色衰的女公务员。

她没精打采地在康涅狄格林荫大道上徘徊着。她突然站住了,她的心儿几乎快要停止跳动了。原来是哈里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正朝着她走来。她连忙奔了过去,吻了久恩尼塔一下,这时,哈里方才开口说:“老实说,俺们并没有打算到华盛顿来,本来是要到纽约去买点东西——俺们根本没有你的住址,今儿个早上才到的,心里刚才还在纳闷,那么大的地方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你呢。”

听说海多克夫妇当天晚上九点钟就要动身回去,她心里觉得挺难过,所以就一刻儿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她带他们到圣马克去吃晚饭。她把两胳膊肘支在餐桌上,身子微微前倾,心情激动地听他们说:“赛伊·博加特得了流行性感冒,不过,当然咯,那个小坏蛋还赖着不肯死呢。”

“威尔来信告诉我,布劳塞先生已经走了。那么,他说要办的那些事搞得怎么样?”

“搞得好极了!好极了!他这一走,真可以说是戈镇的一大损失。他的那种一心为公的精神,真是没得说的!”

她突然发觉布劳塞先生跟自己根本毫不相干,所以就深表同情地问道:“那么,繁荣戈镇运动,你们还要继续搞下去吗?”

哈里虽然笨嘴笨舌,还是结结巴巴地说:“是啊,俺们只不过是暂时停下来,不过,赶明儿——当然还得搞下去的!喂,大夫有没有写信告诉你,说B·J·高杰林在得克萨斯打野鸭子手气可好呢?”

等到这些“山海经”一讲完,他们的热乎劲儿也就没有剩下多少了。卡萝尔往四下里看了一下,得意扬扬地指给他们看,那是某某参议员,又向他们介绍那个遮上天篷的很别致的花园。她仿佛觉得,有一个身穿晚礼服,胡子上又涂了蜡的男人,正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直瞅着哈里那套耀眼的栗壳色紧身便服和久恩尼塔身上那件接缝处开了线的豆沙色绸褂子。为了自卫起见,她也气呼呼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表示敢于向不尊重他们的那个世界挑战。

后来,他们登上了火车,她还一直向他们挥手,眼看着他们消失在长长的站台尽头。她站在那儿念着以下一些车站的名字:哈里斯堡、匹兹堡、芝加哥。那么,过了芝加哥以后……

她仿佛看见了阔别已久的湖泊和残茬枯茎的麦田,隐隐约约听到了秋虫的啁鸣声和四轮单座马车的吱嘎声,萨姆·克拉克好像迎面走来,跟她说:“哈——哈——哈,大嫂子,你好呀?”

在偌大的华盛顿,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像萨姆那样老是把她放在自己心上的。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位刚从芬兰回来的男人到她们的小公寓里来做客。

卡萝尔正和那位上尉坐在波瓦坦餐厅的屋顶花园里,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男人大声嚷叫,要替两个头发蓬松的姑娘要“软饮料”。卡萝尔觉得那个人的高大背影似乎很熟悉。

“哦!这个人我好像是认识的。”她喃喃自语地说,“谁呀?你是指对过的那个人吗?哦,他就是布雷斯纳汉,珀西·布雷斯纳汉。”

“你说得不错。那你也认识他吗?你说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这个人心眼儿可不坏,只不过有点儿傻呵呵。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他的。我认为,他在汽车买卖方面,确实了不起,但在航空部门却不受人欢迎了。尽管他拼命想做出一番事业来,可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事他都是一窍不通。有钱的人总是喜欢瞎忙乎,净想逞能,这倒也是怪可怜的!哦,这会儿你想要跟他谈谈吗?”

“不,不,我可没有这种想法。”

卡萝尔正在看电影。尽管这部影片在广告中被大吹大擂地说成是一部构思深刻的艺术杰作,但实际上却是个大杂烩,里面有吃吃傻笑着的美容师,有廉价的香水味儿,有闹市区后街上摆着红丝绒家具陈设的沙龙,还有一些嘴里嚼着口香糖、沾沾自喜的胖女人。看来这部影片描绘的主要是艺术家的画室生涯。男主人公画了一幅被人称为杰作的肖像画,除此以外,他喜欢抽烟斗,往往在吞云吐雾之中发现许许多多幻景。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纯洁,但是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他长着一头卷曲的头发,说来也真怪,他的那幅杰作看上去很像一帧熬大了的照片。

卡萝尔实在看不下去,正打算拔脚溜走。

就在这个时刻,银幕上出现了一位作曲家——原来还是演员埃里克·瓦尔博格扮演的呢。

她不由得吓了一跳,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心里觉得很难过。他头上戴着一顶扁圆形无檐的贝雷帽,身上穿着一件天鹅绒夹克衫,两眼直勾勾地好像正在盯着她看。

他饰演的是个苍白无力的角色,演得不好也不坏。她暗自捉摸道:“本来我也许还可以使他发挥出更大的才能……”

一想到这里,她不敢再浮想联翩了。

她到了家里,一口气读了好几封肯尼科特的来信。那些来信看上去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味同嚼蜡,但是却富有强烈的个性——它跟那个穿着天鹅绒夹克衫、在用帆布搭成的房间里没精打采地弹着假钢琴的年轻小伙子的个性当然迥然不同。

11月间——也就是说在她去华盛顿已有一年零一个月以后——肯尼科特才头一次来看望她。一听说他要来,她心里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愿意跟他见面。不过,一想到这完全是他自己出的主意,她就不由得喜从中来。

她向军人保险局请了两天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