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第2/5页）
有一次，巴扎罗夫甚至给一个过路的布商拔掉了一颗牙齿，虽然那颗牙齿极其普通，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却把它当宝贝保存下来，而且在拿给神父阿列克塞看时，不停地反复说道：
“您看看，多深的牙根！叶夫格尼多有劲啊！那个摆摊卖布的商人就这样差点跳到半空中……我觉得，即使是一株橡树，也会飞出去的……”
“真是值得赞扬！”神父阿列克塞不知如何回答才能打发走高兴得不得了的老人，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
有一天，邻近村里的一个农民把他害伤寒病的弟弟领到了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那里。这个不幸的农民俯卧在一捆麦草上，已经奄奄一息。他全身布满了黑色斑点，早已不省人事。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对于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要早一点找医生表示惋惜，然后宣布，已经没有办法可救了。的确，那位农民没能把自己的弟弟运回家，他就死在大车上了。
三天以后，巴扎罗夫走进父亲的房里，问他有没有硝酸银。
“有。你要它干什么？”
“需要烧灼一下……小伤口。”
“给谁烧？”
“给我自己。”
“怎么？给自己！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小伤？伤在哪里？”
“瞧，在手指上。我今天到村子里去了一趟，你知道，就是送来过一个害伤寒病的那个村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算解剖他的尸体，可我好久没干过这种事了。”
“啊？”
“后来，我就请求县里的医生允许我来解剖，所以就把自己割伤了。”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白了，他二话没说，立即跑进书房，迅速回来，手里捏着一块硝酸银。巴扎罗夫本想拿住硝酸银就走掉的。
“看在上帝面上，”华西里·伊凡诺维奇说道，“请让我亲自来干。”
巴扎罗夫微微一笑。
“你真喜欢行医！”
“请你别开玩笑了。把手指伸出来看看。伤口倒是不大。不痛吗？”
“你用点劲儿压，别害怕。”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停下来了。
“叶夫格尼，你看是不是用烙铁来烧灼更好呢？”
“这本应该早点做的。可现在就是用硝酸银也无济于事了。如果我真的感染上了，那现在就为时已晚了。”
“怎么……为时已晚……”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这还用说吗？从割伤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又对伤口烧灼了一会儿。
“难道县里的医生没有硝酸银？”
“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天哪！一个医生竟然连这样必不可少的东西都没有！”
“他该看看他的柳叶刀。”巴扎罗夫说完这话就走了出去。
这一天直到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都在想方设法寻找可能的借口，以便走进儿子的房间，虽然他不仅不提他的伤，甚至想方设法说一些最不相干的事情，然而，他老是望着儿子的眼睛，胆战心惊地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结果使得巴扎罗夫失去了耐性，威胁说要一走了之。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向儿子保证不去打扰他，当然更不用说要把一切都瞒着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了，因为她已开始缠着他问，为什么儿子不睡觉？到底他出了什么事？整整两天，他都挺住没说，虽然他一直偷偷观察儿子的举动，发现儿子的脸色已经看不下去了……到了第三天吃中饭的时候，巴扎罗夫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垂着脑袋，坐在桌旁，任何一个盘子里的菜都没动。
“为什么你不吃，叶夫格尼？”他装出一副毫不关切的样子问道。
“我觉得，这些饭菜都做得很好嘛。”
“不想吃，所以就没吃。”
“你的胃口不好吗？脑袋怎么样呢？”他用怯生生的声音补充说道，“痛吗？”
“痛。为什么它不痛呢？”
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挺直了身子，注意听着他们讲话。
“请你别生气，叶夫格尼，”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继续说下去，“你允许我给你把把脉好吗？”
巴扎罗夫慢慢地站起身来。
“不用把脉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体温很高。”
“也发冷吗？”
“也发过冷。我去稍稍躺一躺，请您给我送点菩提花茶来。我肯定是感冒了。”
“这就对了，难怪我听到你昨天夜里一直咳嗽呢。”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说道。
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忙着准备菩提花茶，而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则走进隔壁房里，默默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巴扎罗夫那天就没再起来，而且整夜都处在一种半昏迷的、沉重的睡眠状态之中。午夜一点，他使劲睁开两眼，在灯光照耀下，看到父亲苍白的面庞就在眼前，他吩咐父亲走开。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听从他的意见，走了出去，但马上又踮起脚尖走回来，让五斗柜的柜门遮着他的半个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也没躺下，她把书房门稍稍打开，时不时地走过去听听“叶纽沙怎么呼吸”，接着就望望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只能看到他一动不动的驼背，但就是这样也给她带来某种轻松感。到了早晨，巴扎罗夫企图爬起来，但他的脑袋开始发晕，接着又鼻孔流出鲜血，他不得不又躺下去。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默默不语地在服侍儿子。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走进他的房间，问他的自我感觉如何。他回答一声“好些了”之后，就把脸转向墙壁。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开始对妻子摇着双手，她便使劲咬着嘴唇，免得哭出声来，随后就从房里走了出去。家里的一切，似乎突然之间，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大家都紧绷着面孔。整个院子里笼罩着一种奇怪的宁静。一只大嗓门的公鸡被人从院子里带到了村子里，这只公鸡好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对待它。巴扎罗夫继续面墙而卧。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力图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去问他，但这些问题却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于是老人只好呆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只是偶尔捏捏手指，发出一点点响声。他有时走到花园里待几分钟，像一尊泥塑木雕似的站在那里，似乎被一种难以言传的惊惶所吓倒（其实惊惶的表情一直就没有从他的脸庞上消失过）。于是他又回到儿子的身边，竭力回避妻子的盘问。妻子终于抓住他的手，颤颤巍巍地几乎是带着威胁的口吻问他：“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时，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才猛然想起来，强制自己笑着对她回答。但使他自己感到可怕的是，他没有微笑，却不知从哪里发出来了笑声。天一亮他就派人去请医生。他认为有必要把此事告诉儿子，免得他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