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挚友的慷慨相助。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去世;这些逝者的成就是如此之辉煌卓越,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提起他们的名字,然而,人们之所以能够阅读或写作,恐怕离不开他们的惠泽,他们是:笛福(Defoe)、托马斯·布朗宁爵士(Sir Thomas Browne)、斯特恩(Sterne)、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德·昆西(De Quincey),还有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以上都是一些最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名字。其他一些人还活着,而且也许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相比而言,他们却因为“尚在人间”这个原因而不那么令人敬畏。在此,我要特别感谢C.P.·桑格尔(C.P. Sanger)先生,没有他的物权法知识的相助,这本书恐怕永远也写不成。悉尼·特纳(Sydney Turner)先生罕见的渊博学识已经帮助我——但愿如此——避免了一些令人扼腕的大错。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先生在中文方面给我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其作用之大只有我一人知晓。拉波科娃(Lopokova)女士(J.M.·凯恩斯太太 - Mrs J.M. Keynes)一直在近旁纠正我的俄语。我把我所可能拥有的对绘画艺术的全部理解,归功于罗杰·佛莱(Roger Fry)先生无与伦比的共鸣和想象力。我也希望,通过我侄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尖锐而极具穿透力的批评,我已经从另一个方面有所获益。M.K.·斯诺登(M.K. Snowdon’s)小姐在研究哈罗盖特(Harrogate)和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档案上的孜孜努力丝毫也没有白费。其他一些朋友在各方面对我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帮助实在太多了,请原谅我在此无法一一详加致谢。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到以下各位的名字:安格斯·戴维森(Angus Davidson)先生;卡特莱特(Cartwright)太太;珍妮特·凯斯(Janet Case)小姐;伯纳斯(Berners)勋爵(他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音乐方面的学识不可限量);弗朗西斯·比勒尔(Francis Birrell)先生;我的哥哥艾德里安·斯蒂芬博士(Dr Adrian Stephen);F.L.·卢卡斯先生(Mr. Lucas);德斯蒙德·麦卡锡夫妇(Mr. and Mrs. Desmond Maccarthy);我的姐夫,同时也是最鼓舞人的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先生;G.H.·瑞兰兹(G.H. Rylands)先生;科尔法克斯女士(Lady Colefax);内莉·博克索(Nellie Boxall)小姐;J.M.·凯恩斯(J.M. Keynes)先生;休·沃波尔(Hugh Walpole)先生;维奥莱特·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小姐;尊敬的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Edward Sackville West);圣·约翰·哈钦森夫妇(Mr and Mrs St. John Hutchinson);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先生;斯蒂芬·汤姆林夫妇(Mr and Mrs Stephen Tomlin);奥托莱恩·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先生和女士;我的婆婆悉尼·伍尔夫(Sydney Woolf)太太;奥斯伯特·斯特维尔(Osbert Sitwell)先生;雅克·拉维拉特(Jacques Raverat)夫人;克里·贝尔上校(Colonel Cory Bell);瓦莱莉·泰勒(Valerie Taylor)小姐;J.T.·谢帕特(J.T. Sheppard)先生;T.S.艾略特夫妇(Mr and Mrs T.S. Eliot);艾塞尔·桑德斯(Ethel Sands)小姐;南·哈德森(Nan Hudson)小姐;我的侄子昆丁·贝尔(一个在我小说方面长期且助益颇多的合作伙伴);雷蒙德·莫迪默(Raymond Mortimer)先生;吉拉尔德·韦尔斯利(Gerald Wellesley)女士;林顿·斯特莱彻(Lytton Strachey)先生;塞西尔子爵夫人(Viscountess Cecil);霍普·米尔利斯(Hope Mirrlees)小姐;E.M.·福斯特(E.M. Forster)先生;尊敬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还有我的姐姐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这份名单恐怕会变得太长,而它现在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虽然这份名单唤起了我的一些最美好的记忆,并且必然将引起读者的期待,但是,这本书本身却只能给读者带来失望。为此,我想在向以下各位致谢后,结束这篇序言:感谢大英博物馆和档案局工作人员的殷切相助;我侄女安吉莉卡·贝尔(Angelica Bell)无可替代的帮助;还有我的丈夫,感谢他一直以来耐心地从旁协助我的研究,此外,无论我的书中对于历史的精确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全都要归功于他渊博的历史学知识。最后,我还想感谢——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姓名和地址的话——一位身在美国的绅士,他曾慷慨而无偿地纠正了我先前作品中的标点符号、植物知识、昆虫知识、地理名词以及大事年表方面的错误,我恳切地希望,他现在仍能慷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