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悔婚正常吗？

直到2月底，茜贝尔从乌鲁达山回来我才给她打了电话。因为我非常害怕一个以不愉快、愤怒、眼泪和悔恨告终的结局，所以我根本不想找她谈，我希望她找一个借口把订婚戒指退还给我。在我对这种紧张无法忍受的一天，我打电话在努尔吉汗家找到了她，我们约好在福阿耶吃晚饭。

我想在福阿耶这样一个满是熟人的地方，我俩都不会太感情用事。事实上，刚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另外几桌上坐着私生子·希尔米和他的新婚妻子奈斯丽汗，沉船·居万和他的家人，塔伊丰，还有耶希姆一家。希尔米和他妻子还专门跑来说见到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吃凉菜、喝雅库特葡萄酒时，茜贝尔谈起了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努尔吉汗的法国朋友、圣诞节里城市的美丽。

我问道：“你父母他们还好吗？”

“他们很好。”茜贝尔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别跟别人说吧。”

“我没说……”茜贝尔说着无声地用“那么以后怎么办？”的眼神看了看我。

为了转变话题，我说起父亲对生活的日益倦怠。茜贝尔则说起了她母亲新近开始的收藏旧衣服、旧物件的癖好。我说母亲恰好相反，她把所有旧物件送去了另外一套房子。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我们都沉默了。茜贝尔的眼神告诉我，我是在没话找话说。另外，看我逃避正题，茜贝尔其实也明白了我没什么话要对她说了。

“我看你习惯了自己的毛病。”说着她打开了话题。

“怎么说？”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希望你能好起来。忍耐了那么久，看见你非但没好起来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太令人伤心了，凯末尔。在巴黎时我一直在为你能好起来而祈祷。”

我说：“我不是病人。”我用眼睛扫了一下饭店里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人群。“这些人可以认为我的这种状态是病态……但我不希望你这么看我。”

茜贝尔说：“难道我们在别墅时没有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吗？”

“是的。”

“那么现在怎么了？难道把未婚妻撇下正常吗？”

“什么意思？”

“和一个卖东西的女孩……”

我说：“你干吗要把这些事混在一起……这和售货员，和富有、贫穷没关系。”

“问题完全就在这里。”茜贝尔用一种想了很久最终痛苦得出这个结论的坚决态度说，“就因为她是一个又穷又有野心的人，所以你才能那么容易地和她发生了关系……如果她不是一个售货员，也许你就会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和她结婚了……让你不舒服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法和她结婚，没法有那么大的勇气。”

因为相信她说这些话是为了气我，同时也因为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话是对的，我对茜贝尔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一个卖东西的女孩做出这样怪异的举动，住在法提赫的酒店是不正常的，亲爱的……如果你想好起来，首先你要承认这些事情。”

我说：“我当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爱上那个女孩……但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要说，难道一个人就不能爱上比自己穷的人吗？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不能有爱情吗？”

“像我们那样的爱情，是一种绝配的艺术。除了在土耳其电影里，你在别处看见过一个富有的年轻女孩因为英俊而爱上、嫁给看门人阿赫迈特，或是建筑工人哈桑的吗？”

福阿耶的领班萨迪，带着一种看见我们十分开心的表情正要向我们走来，但当他发现我们谈得很投入时犹豫了一下。我对萨迪做了一个等一下的手势。

我脱口而出地说道：“我相信土耳其电影。”

“凯末尔，这些年我没见你去看过一次土耳其电影。即使为了好玩你也不会和朋友们去夏天的露天影院。”

“法提赫酒店里的生活就像土耳其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我说，“夜晚临睡前我会去那些无人、僻静的小街散步。那对我很好。”

茜贝尔态度坚决地说：“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卖东西女孩的故事起因完全是扎伊姆。我想，那只是你结婚前羡慕他和舞娘、女服务员、德国模特经历的那种仿效《甜蜜生活》19的生活。我和扎伊姆也谈过了。现在我知道你的烦恼是一种和在穷国里当富人有关的复杂心理（这是那时的一个时髦词汇）。而这当然是比对一个卖东西的女孩产生暂时好感更为严重的事情。”

我说：“也许是这样的吧……”

“在欧洲，有钱人礼貌地做出他们并不富有的样子……这就是文明。我认为有文化和文明的表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和自由的，而是每个人礼貌地做出彼此平等和自由的样子。那样的话谁都没必要有负罪感了。”

“嗯……看来你没白在索邦念书。我们该点鱼了吧？”

等萨迪走过来，我们问了他的情况（感谢真主，一切都很好！），生意（凯末尔先生，我们是一家人，每晚都是同样的客人……），市场（因为左右两派的恐怖分子，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经常有谁来（所有人都从乌鲁达山回来了）。我从小就认识萨迪，那时他在父亲常去的开在贝伊奥鲁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里当招待员。他是在三十年前十九岁到伊斯坦布尔时才第一次看见大海的，在希腊人开的酒馆里，他从著名的希腊招待员那里，学到了在伊斯坦布尔挑选和准备鱼的本事。他用一个托盘端来了早上他亲自从鱼店买来的几条红鲻鱼、一条肥硕的竹荚鱼和一条海鲈鱼。我们闻了闻鱼的味道，看了看鱼儿明亮的眼珠和鲜红的鱼鳃，确认了鱼的新鲜。随后我们开始抱怨被污染的马尔马拉海。萨迪说，他们让一家私人公司每天送一车水来对付断水问题。至于断电，他们还没能买一台发电机，但有些晚上，顾客们也喜欢黑暗中蜡烛和煤油灯制造出来的氛围。萨迪为我们斟满葡萄酒，然后就走开了。

我说：“在别墅住的那些夜里，我们不是听到过一个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吗……你去巴黎后不久他们也消失了。那时别墅变得更冷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地方，让我无法忍受。”

茜贝尔只对我这些话里的道歉成分感兴趣。为了转换话题，我说自己经常想到渔夫和他的儿子。（我想到了父亲给我的那对珍珠耳坠。）我说：“渔夫和他的儿子也许去追赶鲣鱼和竹荚鱼群去了。”我告诉她，今年鲣鱼和竹荚鱼都很多，我甚至在法提赫的后街上看见小贩们在赶着马车卖鲣鱼。我们吃鱼时，萨迪说，盾牌鱼的价格涨了很多，因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把为了追赶盾牌鱼群进入他们水域的土耳其渔民抓起来了。越是说这些，我看见茜贝尔越不开心了。茜贝尔也发现，我既没什么正经话要对她说，也不会给她什么希望。她明白，我说这些只是为了不谈正事。其实我也想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谈谈我们的情况，但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当我看着她那忧伤的面孔时，我知道自己将无法再对茜贝尔撒谎，为此我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