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胆小鬼（第4/5页）
眼前的病床上搁置着担架，受伤的男人精疲力尽地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头上的安全帽不见了，稀疏的毛发杂乱无章，灰尘覆盖着苍白的脸庞。
我一边诊脉，一边让待在一旁的护士为其解开衣服，露出胸膛。护士虽然年轻，却好像习惯了处理这种事故，她麻利地解开伤员外衣的纽扣，用剪刀剪开内衣的正面，很快袒露出胸膛。
这个人肩膀很宽，体格健壮，好像是个矿工，他的皮肤白皙，惹人注目。
“大夫，怎么办？”
将他送来的工友们注视着我的脸庞，关切地问。旁边的妻子搂住丈夫的腰部，看样子就要哭了。
伤者没有脉搏，听不到心音，身体尚有点余温。我再次用力地按听诊器，查找心音。同时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摸了摸睫毛，眼睛不眨，心音仍没有。
很显然，这个满身粉尘的男人已经死掉了。
“大夫，对面的那个人右脚脖子骨折，内脏也受了伤。血压只有一百，脉搏也很微弱。”麻田护士长向我报告。
“好，那……”
“这边怎么样？”护士长问我。
“死了。”
那个人的妻子一直在仰视着我，听到死讯的一瞬间，放声大哭起来。
“那对面的人马上要输血。”护士长说。
“你给输！”
“脚脖子暂时按上夹板就行吗？”护士长问。
“那样就行。”
“过会儿再做死后处理。请您看看旁边的人！”护士长又客气地说。
我拿着听诊器，移到正中间床位的病人那里。我没有感觉到很大压力，只是按照麻田护士长说的在做。护士长很聪明，问话也艺术，在别人听来，好像是她在接受我的指示，其实是我在接受她的指示。
中间床位上的男人有三十一二岁，瘦骨嶙峋，个子也不太高。他和另外两人一样，浑身是煤粉，脸庞苍白。
我先是急急忙忙地诊脉，接着按上听诊器。
我原以为他同前面的那个人一样，快不行了。静心倾听，却能听到较强的心音，脉搏也很清晰。说句怪话，他肯定还活着。
“怎么样？能明白吗？”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睁眼睛，微微地点了下头。我一边吩咐护士给他裹血压计，一边轻声问他：
“哪儿疼？哪儿难受？”
他只是低声呻吟，说不清楚疼痛部位。测了一下血压，收缩压一百四。
搞不清楚详细的伤情，但血压基本正常，好像也有知觉。
“大夫，请看一下左床的血型！”
护士长已拿着承物玻璃片从左端床上伤者的耳朵上采了血，与实验液混合在一起，等候显像判定血型。此空闲，她冲我喊，并在判定后反问：
“是Ａ型吧？”
“对，是Ａ型。”我答道。
“那我就输血啦。在这之前请再检查一下！”护士长说。
我给左端床上的伤者按上听诊器。这个人也是脸色苍白，心音很弱，几乎摸不到脉搏。常穿坑内靴的脚脖子，内弯得有些异常，表明那儿骨折了。可能是那儿很难受，他时常朝上伸出手来，抚弄下腹部。
“给脚脖子拍张Ｘ光片好吗？”我问道
“大夫，把他弄到Ｘ光室很费劲儿，暂且先在这里输血怎么样？”护士长反问我。
“那就先把血压正常的伤者移到病房吧！”
“我觉得那人可能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移过去，请大夫看这边的人！”
我时而去右边，时而去左边，乍一看，好像在很忙碌地工作，其实，我只是按照护士长所说的在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向聚集而来的煤矿职工、工会相关人员以及赶来的警察发布事故伤亡简报。
就是说，第一个被运来的是丹泽茂先生，四十二岁，全身撞伤，入院时已经死亡；第二个是中津川三郎先生，三十二岁，全身撞伤，病危；另一个是四十五岁的北山吉藏先生，他右脚脖子骨折，现怀疑内脏出血，病危。对报社接连打来的咨询电话，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第二步如此处置三个入院者：丹泽先生已经死亡，我让门诊部的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清洗尸体以等待入殓；北山先生转入手术室，一边输血和补液，一边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往不稳定的脚脖子上按夹板，等待身体恢复；中津川先生暂时移到单人病房，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拭去脸部和手脚上的煤粉，让他继续吸氧，观察周身反应。
事故发生后约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左右，丹泽先生的遗体被运回位于医院后方的自己家里。北山先生的血压回升到一百三，恢复了知觉，腹痛也不那么强烈了。根据其现实状况，把他从手术室移到了病房。
此时，病房中中津川先生的Ｘ光片已经冲洗出来了。因为当时他全身发软，就以其腰部为中心，对擦伤的右手、右腿以及头部、颈部胸部均拍了照片。
不可思议的是，反复查看各部位照片，看不出有伤痕，骨骼都正常。尽管想象得很严重，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再好不过，我也就放心了。尔后吩咐护士再做尿液和血液检查，每三十分钟测量一次血压，细心观察肢体反应。
到这时，我冷静下来了。丹泽先生被送来时，已经死亡，这没有办法。没有急着给北山先生剖腹和做脚踝手术，先行输血和补液观察伤势，好像很有效果。他的脸庞又恢复了生气，自己会说哪儿疼，让人帮他斜躺着身子就感到舒适。
可能起先怀疑的内脏出血并不存在，只做脚踝骨折矫正术就能解决问题。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又去进行延时已久的午后巡诊。最后回到门诊，开始诊治其他的外来病人。
我刚给病人换完纱布，病房那边的护士就跑来了。
“中津川先生说有事儿，想马上跟您说。”
“什么事儿？”
“他要直接跟您说。”
“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血压一百四，正常。”
“稍微等一会儿！我处理完这几个外来的病人。”
“他说请大夫赶快来……”
“真让人为难啊。”
我回头看了看待诊的病人和护士长，说了声“那我去看看”，走出了门诊室。
我进病房时，中津川先生正仰卧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好像体力已经恢复了，气色也不错。
“什么事儿？”
“请问，这氧气可以摘掉吧？”
“没必要用啦。我给你摘掉。”
我把贴在他脸颊上的氧气管取下来，关上氧气瓶。再量一下血压，一百四，正常，脉搏也良好。
“这样就行了。”
“不……”
中津川先生用难以言说的表情看了看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