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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必须得证实一下安布鲁斯信里说的一切，尽管我不愿启齿，但不得不开口，我得强迫自己询问她，我用笔在纸上笔画着，抄遗嘱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了，这样做可以不用看着她。

“我看安布鲁斯写遗嘱的日期是十一月，你知不知道他为何要在这个月重新立遗嘱？你们是四月份结的婚。”

她半天没回答，我突然体会到外科大夫戳刚刚愈合的伤疤时的感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十一月份写此遗嘱，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想过死的事，正好相反，那是十八个月中我们相处最快乐的时光。”

“是啊，”我说着又抓过来一张纸，“他写信告诉我了。”我听到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转过来看我，我继续趴在桌上写着。

“安布鲁斯告诉你的吗？”她问，“可我让他别告诉你的，我怕你会误解，而且会觉得有点受到怠慢了，这对你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答应我保密的，结果还是一样。”

她的语调很平淡，没有任何表情。或许外科医生揭疤的时候，受痛者总会单调地说他觉得不痛。那封埋在花岗石下的信里面，安布鲁斯说过一句，“对于女人来说，伤痛要深得多”。我发现自己在纸上画来画去，一直写着“如出一辙⋯⋯如出一辙”。我把纸撕掉，又重写。

“遗嘱最终都没有签名。”

“没有，”她说，“安布鲁斯再没动过。”

我抄完了，就把遗嘱和抄的那份都折好，放进前胸口袋里，下午那封信就放在这里。然后我走过去跪在她椅子旁，紧紧把她搂在怀里，不像是搂一个女人，倒像是搂着一个孩子。

“瑞秋，”我问，“安布鲁斯为什么不签名？”

她在我怀里静静地一动不动，只是放在我肩头的那只手突然紧紧抓了一下。

“告诉我，”我说道，“告诉我，瑞秋。”

回答我的声音像是耳语一般，十分微弱，显得很遥远。

“我一直都不知道，”她说，“我们再没谈起过此事，不过我想，当他意识到我不能有孩子后，就对我失去信心了，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已丧失了某种信心。”

我就这么跪在那儿搂着她，心里在想花岗岩石碑下笔记本里的那封信，也是这样抱怨的，说的话不同而已。我真纳闷，两个相爱的人怎么会都这样误解对方呢，结果心里都很苦，距离越来越远。一定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本身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能使两个人痛苦和猜疑。

“那你很不快乐吧？”我问。

“不快乐？”她说道，“岂止！我简直都疯了。”

我好像看见他们坐在别墅里的平台上，笼罩在这种奇怪的阴影里，一种完全由怀疑和恐惧而形成的阴影。似乎阴影的由来已太深，难以究其根源。或许他是出于妒忌，不知不觉地总琢磨她过去和桑格莱提以及那之前的事情，对她过去的生活感到极为不满；而她则由于惧怕失去生育能力就会失去爱情，也愤愤不平。她到底还是不太理解安布鲁斯，他也对她了解太少了。我可以告诉她石碑下那封信的内容，但没什么好处，误解已经太深了。

“就是说，完全是因为失误，遗嘱才没签字就被搁置起来了。”我说。

“你可以说是失误，”她答道，“反正现在都一样，实际上那以后不久，他的态度就变了，他的状态也变了。一次次的头痛发作了，差点要把他逼疯，几乎使他丧失了所有的理智。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是我的错，心里感到很害怕。”

“你没有朋友吗？”

“只有瑞纳提，他始终不知道我今晚告诉你的这些事。”

那张冷酷无情的脸，那双锐利的小眼睛，也难怪安布鲁斯不信任他，可安布鲁斯是她丈夫，怎么会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男人肯定能知道女人到底爱不爱他的呀！不过也可能有时候就拿不准了。

“在安布鲁斯生病之后，你再没有请瑞纳提到家里去过吗？”我问。

“我不敢。”她说，“你怎么也不会明白安布鲁斯会变成那样，我不想说了，菲利普，请不要再问我了。”

“安布鲁斯怀疑你——什么？”

“怀疑一切，怀疑不忠，还有比那更糟的。”

“能有什么比不忠更糟呢？”

突然她一把推开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没什么，什么也没有，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慢慢站起身，走向门口。

“我很抱歉，”我对她说，“我无意使你生气。”

“我没生气。”她答道。

“我今后再也不向你提问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向你保证。”

“谢谢。”她道。

她绷着脸，脸色苍白，声音冷冰冰的。

“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三周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没要求你告诉我理由，菲利普，我现在唯一要求的是，你走吧。”

她没有吻我，也没有把手递给我。我向她躬了躬身走了。一刻之前，她还容许我跪在她身旁搂着她，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了？如果说安布鲁斯对女人知之甚少，我就更茫然了。突如其来的温情，不知不觉抓住男人的心，使他欣喜若狂，然后又一转眼，毫无道理，不明缘由地，情绪就变了，他被抛回到原来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糊里糊涂、拐弯抹角的思路使她们判断失误？又到底为什么她们情绪会波动这么大，一会儿气愤地跑掉，一会儿又突然宽容大度。我们则截然不同，反应迟钝，对关键问题的认识比较缓慢，把握不住事物的变化；她们反复无常，极不稳定，言行往往凭借一时兴致。

第二天早上她下楼来的时候，举止和平时一样，温柔和善，丝毫不提前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们把多恩埋在植物园，离山茶花不远的地方，我绕着它的墓垒了一圈石头。我们没有谈论安布鲁斯把它送给我的那个十岁的生日，也没多加谈论即将来临的二十五岁生日。但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让人给吉普西上了鞍子，我骑着马去了波得敏，拜访了那里一个名叫威尔弗莱德・特温的律师。他处理过郡里的很多事情，但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艾什利家的事。教父但凡有事都去找圣・奥斯泰尔他认识的人解决。我向他解释自己有一件非常急迫隐秘的事，想请他用法律条文起草一份文件，说明我要把所有的家产转给我的表姐瑞秋・艾什利夫人，生效日期是四月一日我成为财产合法拥有人的那天。

我向他出示了安布鲁斯没有签名的遗嘱，并向他解释说，完全是因为他突然病倒又突然死亡才没有签字。我请他把安布鲁斯遗嘱里的主要条文加进去：瑞秋死后财产重新归我，并在她有生之年由我为她管理家产。如果我先她而亡，财产将依次传给肯特的堂表弟妹们，但必须是在她死后，而不是在她活着的时候。特温一下子领会了我的意图，我想是因为他和我教父没什么交情——这是我来找他的部分原因——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于他，他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