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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要排队的地方比比皆是：买米、买柴、买药，连买文具都要排队。我换了个站立姿势。这是我坐完月子第一次出门，几分钟前，我还感到自由得想要飞，这会儿却又成了弹丸牢狱里的囚徒，被人前后夹击。队伍不算长，前后各有几个人，但总得排着。我脚尖点地，双臂交叉，嘴巴吸气。终于，我进到小小的店堂中。柜台上两个玻璃杯里插满钢笔，没看到毛笔和墨锭。我完全被前后的人困住了，我这条生于龙年的蛟龙，被困在方寸洞穴里。我狠狠吸了口气，又吐出来。蛟龙需要自由，需要在广漠乡野上肆意奔跑。

“做什么？”前面的年轻人回头瞪着我，“别冲我长吁短叹的！”他皱起杂草丛生的眉毛，没感觉到我即将对他发作的一腔怒火。“你要我怎样？从这个老太婆背上爬过去？”

“哎，你这愣头青。谁是老太婆啊？”他前面排在第二个的女人转头问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五岁。她是我以前同学的姐姐，我当然知道她的年龄。

“安丽。”她对我笑笑，“我没看到你在这儿。”

我咽下怒火，回以微笑，“佩俪，你怎么样？家人都好吗？”

“还可以。”她看看我俩中间的年轻人，“嗯，要怎么料理这个叫我老太婆的王八蛋？”

“很抱歉，小姐，是我没留意。我这几天实在心烦意乱。”

“哟。”我拍了下他的胳膊，“你这么年轻，有什么烦心事。”

“那你呢？”他毫不示弱，“老是唉声叹气的。”

“我们把气冲鬼子撒吧。”我们都赞同佩俪的提议，只不过刚刚朝对方大吼大叫一下其实也挺解气的。

“今天下午，”佩俪越过年轻人朝我说，“我娘家有麻将牌局，第二桌刚好三缺一。”

“行啊。”再好不过了，七嘴八舌的女人和稀里哗啦的麻将牌。四个人先定东西南北的位置，再掷骰子决定谁来坐庄。大家砌起四方城，再一点一点推倒。

“喂，小姐。”年轻人拍拍佩俪的肩，“该你了。”

“把宝宝和奶妈一起带来。”她侧着头说，“两点钟见。”

轮到这个年轻人时，他兴冲冲迈向柜台，很快又脸红脖子粗地冲了出来。

“大家老冲我发火。”店主发着牢骚，“我店里没有剪刀，怎么卖给他？哦！刘小姐！”他说道，“是您啊。请转告令堂我会尽快交齐房钱。”

“不，不，姚掌柜。我不是来催房租的。我想买块墨锭。”

“哦，好，好。”他干笑两声拉开一个抽屉。“这倒是有几块，但不是好货色。”他拿出一块小学生用的墨锭。“您看这个。”他说，“没有盒子，玻璃纸包的。”

我打开钱包。

“不，不，这个送给您。”

“那我可不能拿。”我把墨锭推回去，他又推出来，几次三番，我只好把钱留在柜台边上，拿着墨锭跑了出来。

时间还早，我没有急着回家，转身走向海边。厦门沦陷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没生阿州前几乎每天都来这儿。人们凭借肉眼就能看到这边码头和对面厦门的乱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总觉得有责任来看看。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看着看着——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感——我们不但目睹了敌人的残忍和国人的苦难，也见证了同胞们的英勇。厦门沦陷之后，海滩上尸积如山，见此情景我的心都被撕裂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6个月，我又回来了。

厦门失守之前，鼓浪屿海堤的这条步行道是下午散步的理想场所。海堤很美，一点都不比其他大城市逊色，靠海部分是切割整齐的大块花岗岩，上面筑起一道白色石墙，石墙间竖着圆顶柱，墙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现在，海堤旁的步道成了一个观察点。阿州出生前我就见过的两艘战舰，今天早上一如既往地停泊在港湾中。舰体巨大——有八九只平底船那么大，船中央的高度跟一座塔楼差不多。战机像一只只巨大的蜻蜓停在甲板上。舰上飘扬着日本海军的旗帜，图案是一轮旭日放射出十六道光芒。“还赖着不走。”我哼了一声，狠狠地吐出一口气，像巨龙喷出一道火焰。

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来。“雾岛号战舰。”他说着咧开上唇，露出一颗闪闪的金牙，“还有伊势号。”

一位穿着体面的高个男人转身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名字？”

“你说呢？我懂点日语。”

“所以你承认喽？”

“为什么不承认？”

高个男子啐了一口。我认识他，邓鹏辉，父亲合作过的投资商。他依然身穿传统的蓝长袍和短马褂，白袖口翻在外面。

“你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怒气冲冲地问，“你不会为这帮魔鬼强盗做事吧？”

“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