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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母亲总有一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大道理。“见怪不怪”是一个人禅定时的境界，无论见到佛还是魔，都要不为所动。反正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今鼓浪屿的情形已经非比寻常，不需要禅定也看得见岛上的种种怪异之处，能做的只有等待。

几个星期过去了，鼓浪屿周围全部被日寇占领，看来我们要习惯孤岛上的生活。日本军舰离鼓浪屿沙滩仅一箭之遥，已经成为海边一道寻常的景象。食品价格高到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大家也只得接受。聿明依然没有回家，他的来信断断续续，间隔的时间不定，谁能想到我会习惯这种日子？可我做到了。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即便战争一触即发，我也觉得应该像原来一样把日子过下去。

当然，日本人按兵不动是等着找借口剥夺鼓浪屿享有的特权，便可借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好好羞辱一番西方势力。厦门沦陷一周年时黄立松会长遇刺身亡，这样一起悲剧却让日本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借口。

黄会长出事那天早上，我正在卧室为阿州朗读《三国演义》。阿州不过七个月大，可他坐在加了软垫的儿童座椅上，俨然一副学生模样。我在他前面边踱步边朗诵，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我的声音抑扬顿挫，一只手配合内容做着手势。我希望阿州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的文字韵律。他低下头，摆弄手里的小葫芦，我便等着他抬起头继续听。我最喜欢《三国演义》每章结束部分的对偶句。我读这两句话时，阿州也跟着我读，咿咿呀呀地模仿我的口气。

突然，他朝一旁看去，我放下手中的书。外面出事了。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沉重的脚步声从厨房一路响到楼上。

“少奶奶，少奶奶！”素莉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你的同学，黄佩璐。”

“她怎么啦？”

“是她父亲。”素莉手捂着嘴，频频眨眼，“他被杀了，少奶奶。”

“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隔壁家佣人。开枪打死的，他们说。”

“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一把抱起阿州，挤开素莉，匆忙跑下楼。我穿过厨房，走出大门，经过一盆盆泡在水里的衣服和在晾衣绳上迎风飘扬的毛巾、抹布。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婆婆、阿桂和阿桂的侄子云云都在，连街对面的林老先生也从他家的铁栏杆大门里走了出来，人群中央是隔壁家的几个女佣。

“……昨天深夜，”其中一个女佣说，“就在黄府大门外。”

“你怎么知道的？”我挤进人群，问隔壁家的老厨娘。

“我表哥告诉我的。”她得意地说，“他在黄立松会长家对面的大宅子里做厨子，东家是邓鹏辉。”她扫了一眼围在身边的人群。“我表哥亲耳听到枪声的。黄会长被抬进去后，他还看到鹅卵石地上有好大一摊血咧。”她半闭着眼睛，显然很享受大家的关注，听到人群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她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我质疑道，“你表哥看见尸体了？”

“他死了。”她回答道，坚定地抿紧嘴巴，尽管她没有一点证据。

我恨不得上前摇晃她的身体，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鼓浪屿商会是鼓浪屿最有权势的组织，里面全是有头有脸的中外商人。我不相信有人敢去杀害商会会长。

“谁会干出这样的事？”素莉放声大哭。

林老先生朝她摇了摇手中的拐杖，“还能有谁？除了那些长着罗圈腿的鬼子和他们的走狗。”

我希望他是对的，把仇恨瞄准一个方向会更容易。

“有可能是小偷。”邻居家的太太说。

“或者是他的竞争对手派人干的。”婆婆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丝半毫被忽略的信息。我用手扇着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黄立松会长的印度保镖去哪里了？

这时，几个人向后退开，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士腾出一块地方，是住在拐角处的布拉德利太太。“什么？”她挥舞着双手，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家女佣解释道。

“有人被杀了。”我用英语告诉她。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非常坏，非常坏。”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非常坏。”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