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 蛐蛐

谁不想拥有一只上好的蛐蛐呢。但是，要想得到一只好蛐蛐，光靠努力是不够的，你得有亡灵的护佑。道理很简单，天下所有的蛐蛐都是死人变的。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偷你的老婆，但我们还能微笑，握手，干杯。人一死所有的怨毒就顺着灵魂飘出来了。这时候人就成了蛐蛐，谁都不能见谁，一见面就咬。要么留下翅膀，要么留下大腿。蛐蛐就是人们的来世，在牙齿与牙齿之间，一个都不宽恕。活着的人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点着灯笼，在坟墓与坟墓之间捕捉亡灵，再把它们放到一只小盆子里去。这样一来前世的恩怨就成了现世的娱乐活动。人们看见了亡灵的厮咬。人们彻底看清了人死之后又干了些什么。所以，你要想得到一只好蛐蛐，光提着灯笼是不够的，光在坟墓与坟墓之间转悠是不够的。它取决于你与亡灵的关系。你的耳朵必须听到亡魂的吟唱。

基于此，城里的人玩蛐蛐是玩不出什么头绪来的。他们把蛐蛐当成了一副麻将，拿蛐蛐赌输赢，拿蛐蛐来决定金钱、汽车、楼房的归属。他们听不出蛐蛐的吟唱意味着什么，城里人玩蛐蛐，充其量也就是自摸，或杠后开花。

乡下就不大一样了。在炎热的夏夜你到乡村的墓地看一看吧，黑的夜空下面，一团一团的磷光在乱葬岗间闪闪烁烁，它们被微风吹起来，像节日的气球那样左右摇晃，只有光，只有飘荡。没有热，没有重量。而每一团磷光都有每一团磷光的蛐蛐声。盛夏过后，秋天就来临了。这时候村子里的人们就会提着灯笼来到乱葬岗，他们找到金环蛇或蟾蜍的洞穴，匍匐在地上，倾听蛐蛐的嘹亮歌唱。他们从蛐蛐的叫声里头立即就能断定谁是死去的屠夫阿三，谁是赤脚医生花狗，谁是村支书迫击炮，谁是大队会计无声手枪。至于其他人，他们永远是小蛐蛐，它们的生前与死后永远不会有什么两样。

说起蛐蛐就不能不提起二呆。二呆没有爹，没有娘，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村子里的人说，二呆的脑袋里头不是猪大肠就是猪大粪，提起来是一根，倒出来是一堆。如果说，猪是大呆，那么，他就只能是二呆，一句话，他比猪还说不出来路，比猪还不如。但是，二呆在蛐蛐面前有惊人的智慧，每年秋天，二呆的蛐蛐来之能战，战无不胜。二呆是村子里人见人欺的货，然而，只要二呆和蛐蛐在一起，蛐蛐是体面的，而二呆就更体面了。一个人的体面如果带上了季节性，那么毫无疑问，他就必然只为那个季节而活着。

一到秋季二呆就神气了。其实二呆并不呆，甚至还有些聪明，就是一根筋，就是脏，懒，嘎，愣，蹲在墙角底下比破损的砖头还要死皮赖脸。他在开春之后像一只狗，整天用鼻尖找吃的。夏季来临的日子他又成了一条蛇，懒懒地卧在螃蟹的洞穴里头，只在黄昏时分出来走走，伸头伸脑的，歪歪扭扭的，走也没有走相，一旦碰上青蛙，这条蛇的上半身就会连同嘴巴一同冲出去，然后闭着眼睛慢慢地咽。可是，秋风一过，二呆说变就变。秋季来临之后二呆再也不是一只狗或一条蛇，变得人模人样的。这时的二呆就会提着他的灯笼，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乱葬岗里有数不清的亡魂。有多少亡魂就有多少蛐蛐。二呆总能找到最杰出的蛐蛐，那些亡灵中的枭雄。二呆把它们捕捉回来，让那些枭雄上演他们活着时的故事。曾经有人这样问二呆：“你怎么总能逮到最凶的蛐蛐呢？”二呆回答说：“盯着每一个活着的人。”

现在秋天真的来临了。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二呆，关注二呆今年秋天到底能捕获一只什么样的蛐蛐。依照常规，二呆一定会到“九次”的坟头上转悠的。“九次”活着的时候是第五生产队的队长，这家伙有一嘴的黑牙，个头大，力气足，心又狠，手又黑。你只要看他收拾自己的儿子你就知道这家伙下手有多毒。他的儿子要是惹他不高兴了，他会捏着儿子的耳朵提起来就往天井外面扔。“九次”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凶猛角色。谁也没有料到他在四十开外的时候说死就死。“九次”死去的那个早晨村子里盖着厚厚的雪，那真是一个不祥的日子，一大早村子里就出现了凶兆。天刚亮，皑皑的雪地上就出现了一根鬼里鬼气的扁担，这根扁担在一人高的高空四处狂奔。扁担还长了一头纷乱的长发，随扁担的一上一下张牙舞爪。人们望着这根扁担，无不心惊肉跳。十几个乌黑的男人提着铁锹围向了神秘的飞行物。可他们逮住的不是扁担，却是代课的女知青。女知青光着屁股，嘴里塞着抹布，两条胳膊平举着，被麻绳捆在一条扁担上。女知青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她雪白的皮肤在茫茫的雪地上造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人们把女知青摁住，从她的嘴里抽出抹布，他们还从女知青的嘴里抽出一句更加吓人的话：“死人了，死人了！”死去的人是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他躺在女知青的床上，已经冷了。女知青被一件军大衣裹着，坐在大队部的长凳上。女知青的嘴唇和目光更像一个死人，然而，她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目光虽然散了，可她乌黑色的嘴唇却有一种疯狂的说话欲望，像沼气池里的气泡，咕噜咕噜地往外冒，你想堵都堵不住。女知青见人就说。你问一句她说一句；你问什么细节她说什么细节；你重复问几遍她重复答几遍。一个上午她把夜里发生的事说了一千遍，说队长如何把她的嘴巴用抹布塞上，说队长如何在扁担上把她绑成一个“大”字，说队长一共睡了她“九次”，说队长后来捂了一下胸口，歪到一边嘴里吐起了白沫。村里人都知道了，都知道队长把女知青睡了九次，都知道他歪到一边嘴里吐起了白沫。人们都听腻了，不再问女知青任何问题，女知青就望着军大衣上的第三只纽扣，一个劲地对纽扣说。后来民兵排长实在不耐烦了，对她大吼一声，说：“好了！知道了！你了不起，九次九次的，人都让你睡死了，还九次九次的——再说，再说我给你来十次！”女知青的目光总算聚焦了，她用聚焦的目光望着民兵排长，脸上突然出现了一阵极其古怪的表情，嘴角好像是歪了一下，笑了一下。她脱色的脸上布满了寒冷、饥渴和绝望，绝对是一个死人。这次古怪的笑容仿佛使她一下子复活了。复活的脸上流露出最后的一丝羞愧难当。

第五生产队的队长就此背上了“九次”这个费力费神的绰号。如果队长不是死了，谁也没有这个胆子给他起上这样的绰号的。“九次”人虽下土，但是，他凶猛的阴魂不会立即散去，每到黑夜时分，人们依然能听见他蛮横的脚步声。这样的人变成了蛐蛐，一定是只绝世精品，体态雄健，威风凛凛，金顶，蓝项，浑身起绒，遍体紫亮，俗称“金顶紫三色”，这样的蛐蛐一进盆子肯定就是戏台上的铜锤金刚，随便一站便气吞万里。毫无疑问，二呆这些日子绝对到“九次”的墓地旁边转悠了。除了二呆，谁也没那个贼胆靠近“九次”那只蛐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