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3页）

科拉松和雷伊只抽红色万宝路，这种烟对他们而言就像一面旗帜，而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香烟王国。他们的房车里外到处都是香烟纸箱，因为他们从墨西哥买烟，那里的香烟很便宜。

我只能在星期六的上午溜进墨西哥人的房车。在那些日子里，我首先会跑到露营公园的休闲区盯梢，在吱呀作响的旧秋千上荡来荡去，观察房车那边的动静。雷伊每个星期六都会到雇主家做园丁，看到他出门工作去了之后，接下来我会耐心等待科拉松外出购物。

科拉松总是打扮得一丝不苟，我们从来没见她像其他人那样穿着睡衣、T恤甚至内衣裤出现在户外，每次离开房车时，她总是衣冠楚楚、精心装扮，黑发完美平直地搭在脑后。她的皮肤是深褐色的，眼睛是黑色的，总是涂一种深红色的口红。

雷伊有着浅棕色的卷发和褐色的眼睛，从外表看不出他来自哪里。

有一次，我妈妈用尊重的语气提到：“科拉松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她知道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雷伊和科拉松的房车外面，泥泞的杂草丛中，有五只塑料的粉红色火烈鸟、一只塑料地精，一棵树底下摆着一个已经被刺破了的乌龟形状的双环充气游泳池，里面满是泥巴和烂树叶。这些东西一定是前任房客留下来的，因为雷伊和科拉松没有孩子。

雷伊在房车的一侧建了个大棚子，里面有成堆的报纸，还有一辆没有座位的生了锈的破车壳子，用来存放报纸和纸板箱。

罗伯塔·杨太太认为，雷伊除了担任园丁，还从事纸张回收业务，因为他会直接和开垃圾车的人讨价还价，收购车上的报纸，这样他就不必亲自到垃圾堆里挑拣废纸了。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干。

露营公园里，雷伊和科拉松家的房车是最大的，里面有个房间甚至装着大屏幕平板电视，电视挡住了一整扇窗户，这意味着屋里总是黑的。

妈妈和我蜷缩在“水星”的后排座，用一只廉价手机看电影、综艺节目和新闻。手机是退伍军人医院的一个士兵给她的，无论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的是什么，哪怕是珠穆朗玛峰或者月球，都只有我妈妈的手掌那么大。

墨西哥人的厨房里，士力架和“银河”糖果堆积如山，还有大袋的乐事烧烤味薯片，假如艾普尔·梅开口，我肯定会去偷点糖果回来。

科拉松在房车的门外放了一只红色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指甲油的瓶子，她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门的另一边摆了一大盆杜鹃花，花土里戳着几十个烟蒂，发黄的过滤嘴看上去就像是杜鹃花周围长出的杂草。面对着这么多只能看不能偷回去抽——因为它们被土弄得湿透了——的烟屁股，我的心都要碎了。

艾普尔·梅和我总是去码头吸烟，她相信短吻鳄害怕烟，不会靠近我们。

“无论什么动物、昆虫或者生物都不喜欢火。”她说。

每天下午，艾普尔·梅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必然是“你偷了多少烟”，然后我们会商议如何分赃。要是我只偷来一支，我俩会轮流抽，你一口我一口。假如我偷来了一整包，我们就把它们全抽光。

在那些在码头上度过的静谧下午，我们总爱点燃烟卷，仰面躺平，把烟雾吹向天空。

艾普尔·梅有点嫉妒我，因为我无师自通，弄明白了如何吐烟圈。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嘴摆成大大的O形就可以了。”我说。

可她怎么都做不到。

我看着烟圈离开我的嘴，慢慢往上飘，起初很小，在上升的过程中逐渐扩大，最后变成能够套住我们身体的大圈，径直朝云层飘去。我知道我的烟圈会被风吹到海里，变得巨大无比，一路飘到意大利。

艾普尔·梅和我之所以不怕被短吻鳄拖进河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每个星期天，十点钟的教堂礼拜结束后，艾普尔·梅的父亲和另外几个镇上的男人会带着一冷藏箱冰镇啤酒、手枪和霰弹枪来到河边，他们会喝着啤酒朝水面射击，以防水里蹿出鳄鱼。

我知道河床里嵌着成千上万颗子弹，有些甚至被河水冲到岸上，混杂在河滩上的碎石里。

一年中有许多次，那些对着河水开枪的人会看到水中泛出红色的油状液体，意识到自己击中了水下的活物。

每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在车后排做花生果酱三明治当午餐的时候，都知道那些人在河边打枪。

“他们又开始了，”我妈妈会说，“他们在杀死这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