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从匈牙利来到奥地利的小村庄，从那里又坐车去了维也纳。车票的钱是市长付的。路途中，我的小女儿在我的膝上睡觉。路边，一个个边界里程标亮着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里程标。

来到维也纳，我们找了一家警察局进行申报。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我替女儿换了尿布，给她喂了奶。她吐了。警察告诉了我们难民营的地址，并指明了免费去那里的电车。在电车上，穿戴得体的夫人们抱着我的女儿，并往我的口袋里塞了点硬币。

难民营是一幢很大的建筑物，之前应该是工厂或者兵营。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草垫直接铺在地上，这里有公共淋浴间和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入口处的一块黑板上钉着许多寻人启事。人们在这里寻找穿越边境时、维也纳城里，或者在这嘈杂的人群中丢失的亲属或者朋友。

我的丈夫，和所有人一样，每天都去各个使馆的办公室询问可以收留我们的国家。我和女儿待在一起，她就躺在草垫上，咿咿呀呀地和草绳玩儿。为了要到一些婴儿必需品，我不得不学几句德语。我抱着她走向难民营里的食堂，向那个看起来是厨师的人说：“Milch für Kinder, bitte.”[1]或者“Seife für Kinder.”[2]那位先生总是亲自给我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乘火车去瑞士的时候已经接近圣诞节了。车上窗前的餐桌上摆着小圣诞树、巧克力和橙子。这是一辆特别的火车，除了乘务员，里面都是匈牙利人，它只会停在瑞士的边境，那里会有人接待我们。窗户外还有些善良的妇人向我们递着热茶、巧克力和橙子。

我们到了洛桑，住进了城市高地上一处靠近足球场的难民集中营。穿着像军人的年轻女人带着宽慰的笑容抱走了我们的孩子。男人和女人分开来淋浴，衣服被带去消毒。

我们之中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承认说他们当时很害怕，但是当大家都平安重聚的时候，所有人都舒心地叹了口气，尤其是我们找回了自己的孩子时。我的小女儿已经被喂饱了，安静地睡在我床边一个漂亮的摇篮里，她从未有过如此漂亮的摇篮。

星期天足球比赛之后，观众会站在难民营的栏杆后面看我们。他们给我们一些巧克力和橙子，当然，有时候还有一些香烟和钱。这让我们觉得这儿不是一个集中营，而是一个动物园。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害臊地离开回院子里去，也有些人则相反，会把手伸出栏杆外讨要，然后对比战利品。

一周几次，会有工厂来寻找劳动力。一些朋友或者熟人找到了工作和住的地方，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地址。

在洛桑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又在苏黎世森林里的一个学校里度过了一个月，那里会有人教授语言课，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我很少能去上课。

如果没离开我的祖国的话，我现在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更加苦难和贫穷，我想，但不会这么孤单和痛苦，也许会感到幸福。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将继续写作，无论在哪儿，无论用哪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