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

从苏黎世的难民营出来，我们被“分配”到瑞士的各个地方。正因如此，很偶然地，我们来到了纳沙泰尔，确切地说是瓦朗然，我们住在那里村民提供的一处两居室的屋子里。几周之后，我开始在丰泰内梅隆的一家钟表制造厂里工作。

我五点半起床，给孩子喂食并替她穿好衣服后，我也开始梳洗穿衣。然后搭乘六点半的车到达工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之后，我就进工厂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五点。从托儿所接回女儿后，我们坐上回程的汽车。去村里的小商店采购点东西，之后我要烧柴（屋子里没有供暖），准备晚饭，哄孩子睡觉，洗碗，写一点东西，然后我也睡了。

对于写诗来说，工厂非常适合。工作很单调，所以我们可以想些别的事情，机器的声音也很有节奏，像极了诗句的停顿。我的抽屉里有纸和笔，当脑海中有些成型的句子时，我就记下来，然后到晚上一起整理在本子上。

工厂里大约有十来个匈牙利人，我们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到食堂碰面吃饭，但是饭食和我们习惯吃的东西实在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几乎不吃。对于我来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中午我都只拿牛奶咖啡和面包。

在工厂里，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善，对我们微笑，和我们说话，但我们却什么也听不懂。

荒漠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社交的荒漠，文化的荒漠。在革命与逃亡的狂热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沉默、空虚、对于过去的怀念，那时我们有种参与了重要事件，也许是历史性事件的感觉，还有对祖国的悲痛、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

刚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期许。不知道具体期许什么，但绝对不是这样：沉闷的工作，沉默的夜晚，被冻结的生活，没有变化、惊喜和希望。

从物质层面来说，我们的生活是比之前好了一些。有两间屋子而不是一间，有足够的炭和食物。但是比起我们失去的东西，这代价也太大了。

早晨在公交车上，检票员坐在我的旁边，每个早晨都是同一个人，乐观又有些胖胖的。他在路上会和我说话，虽然我没能全部明白，但我懂他是在试图安慰我，告诉我瑞士人不会允许苏联人打到这儿的。他劝我不必再害怕和悲伤，现在我是安全的。我笑了笑，我无法向他解释说我并不是害怕苏联人，之所以悲伤，是因为现在巨大的安全感，除了工作、工厂、采购、家务、做饭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事情，仅仅是周日可以多睡一会儿，在梦中再次回到祖国。

如何向他解释呢，在不让他生气的情况下，用我仅会的那点法语词，向他说美好的瑞士对我们来说只是荒漠，难民穿越荒漠来到这所谓“团结”和“融合”的地方。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有些人永远也没能到这儿。

我们中有两个人被遣返回了匈牙利，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监禁。另外两个单身的年轻男人去了很远的地方，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四个人甚至去了更远的地方，人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边界之外的地方。这四个人在我们逃亡两年之后相继自杀。一个服了安眠药，一个是煤气中毒，另外两个是上吊。最年轻的一个才十八岁，她叫吉塞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