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这段插曲进行时，纽兰德·阿切尔感到一阵奇怪的窘迫。

他十分恼火，因为在那个吸引了纽约男士们全部注意力的包厢里，他的未婚妻正坐在母亲和舅母之间。他一时间认不出那位穿着帝国式[8]礼服的女子是谁，也想不通为什么她的出现会在俱乐部成员中引起如此大的骚动。然后他醒悟过来，紧接着感到一阵愤慨。没错，没有人想到明戈特一家会这么做！

但毫无疑问，他们就这么做了。阿切尔身后的低声谈论让他确定那位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家人总以“可怜的埃伦·奥兰斯卡”来称呼她。阿切尔知道她一两天前忽然从欧洲回来，韦兰小姐甚至说（她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她去见过可怜的埃伦，她正和明戈特老夫人住在一起。阿切尔十分赞同家族团结，他最欣赏明戈特家的一点正是他们会坚定支持清白族群里的几个败家子。年轻人心中并没有任何刻薄和吝啬的感情，他也很高兴未来的妻子能不受假正经的束缚，（在私底下）善待不幸的表姐。但在家族中接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和把她带到公众场合是两码事，尤其是带到歌剧院这种地方，还与他纽兰德·阿切尔几周后宣布订婚的女子共处一室。不，他和老西勒顿·杰克森感觉一样，没想到明戈特一家居然会这么做！

当然，他知道任何男人敢做的事（在第五大道范围内），身为家族女族长的曼森·明戈特老夫人也敢做。他一直很敬仰这位高高在上的老夫人。虽然她以前只是来自斯塔顿岛的凯瑟琳·斯派瑟，她的父亲莫名其妙地名誉扫地，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和地位让人们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但她成功地与富裕的明戈特家族的族长结婚，还将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位意大利侯爵和一位英国银行家），她最英勇的行为可谓在中央公园旁难以接近的荒野中建造了一座奶油色的石头大房子（那个时候，正如下午的服装只能是双排扣长礼服，房子也只能以褐色砂岩建造）。

明戈特老夫人的外嫁女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她们从不回家看望母亲，老夫人像许多头脑灵活、意志坚决的人一样久坐不动，身材臃肿，理智地选择留在家中。但那座奶油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邸而建）就像是对她精神可嘉的一个有力证明。她的四周环绕着独立战争前的家具和拿破仑三世时期杜伊勒里宫的纪念品（她中年时曾在那里大放光彩），她心如止水，像女王一样端坐其中，仿佛居住在三十四街以北，并且装了可以像门一样打开的法式落地窗而不是向上推开的窗框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有人（包括西勒顿·杰克森先生在内）都同意老凯瑟琳从来不算漂亮——在纽约人眼中，美貌让每个成功都显得合情合理，也能开脱某些失败。刻薄的人说，与同名的凯瑟琳大帝一样，她走上成功之路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坚硬的内心和一种高傲的厚颜无耻，这种无耻因她私生活极其检点体面而得以不受追究。曼森·明戈特先生在她二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出于对斯派瑟家人普遍的不信任，他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钱财“冻结”起来。但他这位无畏的年轻寡妇勇敢地我行我素，在外国社交圈里左右逢源，把女儿嫁进了天知道有多腐败但光鲜的圈子里，与各种公爵和大使推杯换盏，与天主教徒保持熟络，款待歌剧演员之余还是塔里奥尼[9]夫人的密友。她的声誉（这是西勒顿·杰克森最先声称的）却从未受过任何非议，他总补充说这是她和凯瑟琳大帝唯一的不同。

曼森·明戈特夫人早就成功解冻了她丈夫的财产，富足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早年困苦的记忆让她非常节俭。虽然每购买一件礼服或家具她都会确保其品质上乘，但她无法强迫自己为餐桌上转瞬即逝的享受买单。因此，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和阿切尔夫人的一样寒酸，她的红酒也不能扭转乾坤。亲戚们认为她餐桌上的贫乏败坏了明戈特的名声，因为人们总将明戈特家族与生活考究联想在一起。不过，即使她提供的是“现成的饭菜”和寡淡的香槟，人们依然趋之若鹜。面对儿子洛弗尔的抱怨（他请来了纽约最优秀的大厨以图恢复家族名声），她总会大笑着说：“我把女儿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吃酱汁，在家里请两位好厨子又有什么用呢？”

纽兰德·阿切尔一边沉思，一边再次看向明戈特家的包厢。他看见韦兰夫人和嫂嫂以一种明戈特家特有的冷静面对那帮坐成半圆的评论者，这种冷静是老凯瑟琳向所有家族成员灌输的。只有梅·韦兰那涨红的脸（也许是因为她知道他在看自己）透露了事情的严重性。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个人，她正优雅地坐在包厢一角，紧盯着舞台，身体前倾时露出的肩膀和胸脯稍稍超出了纽约习惯的限度——至少对有理由不想被注意的女士来说是这样。

在纽兰德·阿切尔眼中，没有什么比冒犯“品位”更糟糕的事了。“品位”神圣而遥远，“得体”就是它唯一切实可见的表现和替代。奥兰斯卡夫人苍白严肃的面容吸引着他，这个面容与场合和她的不幸境况相符。但她的礼服（没有胸衣）从她瘦弱的肩膀上滑落的样子让他惊讶和不安。他真不愿梅·韦兰受到这样一个漠视“品位”的女子影响。

“究竟，”他听见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所有人都会在“梅菲斯托菲勒斯和玛塔”这一幕时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唔——她离开了他，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糟糕的混账，不是吗？”年轻人继续追问。他是一位率直的索利家人，很明显打算成为那位女士的众多拥护者之一。

“简直糟透了。我是在尼斯跟她认识的。”劳伦斯·莱弗茨颇有威信地说，“一个行动不便，苍白轻蔑的家伙——脑袋长得挺漂亮，但是眼睫毛太多。唔，他这个人啊，不是和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收集瓷器[10]。我听说他对两者都愿意一掷千金。”

大家都笑了，年轻的拥护者说：“那，然后呢——？”

“然后嘛，她就和他的秘书私奔了。”

“哦，这样啊。”拥护者脸色耷拉下来。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我听说她独自在威尼斯生活。我想是洛弗尔·明戈特去把她接回来的，他说她非常不快乐。那倒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堂而皇之让她出现在歌剧院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索利猜测，“她太难过了，不能把她留在家里。”

他的话引起一阵傲慢的笑声，小伙子脸色通红，竭力假装他是想含蓄地表达行家们所谓“一语双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