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仪式

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我做的关于失望和疲惫的梦一度是脑袋要爆炸的梦：梦见头脑中的噪声之响之长久，使我感到这存活下来的脑袋没救了；以为死亡来了。如今我年过半百，熬过了病痛，离开了庄园小屋，结束了我生活的那个篇章，我开始被死亡和终结的念头惊醒。有时甚至不是具体的念头，不是有来由的恐惧或幻想，而是深深的惆怅。这种惆怅在我入眠时穿透头脑，我便在它的刺激中醒来。我深受其害，需要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来缓解。浑浑噩噩的白天加重了夜晚的暗淡。

几年里我都在构思一本类似《抵达之谜》的书。到山谷后一两天内，我便开始了那个地中海遐想：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这些年里构思一直在变，我放弃了幻想和古老世界的背景。故事因此变得更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写作中的发现与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被个人的经历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离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结束前合而为一。

我的主题，叙述方式，我笔下的人物——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它们在我头脑中呼之欲出，时刻准备显露出来，缠住我。但是直到这种关乎死亡的新的意识出现，我才终于动笔。死亡是主题，也许它一直以来都是主题。死亡和如何面对死亡——这是杰克的故事的主题。

促使我着手创作的是一项新闻任务。一九八四年的八月，我受《纽约书评》的安排前去参加达拉斯的共和党大会。但我发现没什么可写。这是个事先安排好了说辞的集会，本身空洞无物。想到上千名记者赶到那儿不过是要对手中现成的稿子稍加修改，我就觉得压抑不已。回到威尔特郡，远离会议中心的压抑和新闻稿，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什么有反应：不是走个过场的集会，而是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不值得写的内容有了很多可取之处：一周以来的新鲜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就会消失，会被我遗忘。发现这一体验后，我也找到了陈述它的话语和腔调。

从原本以为的一无所有中找到经历，这让我兴奋，加之语言复苏的喜悦，我立即动笔。我放手去写。我写出了好几个开头，我停停写写。接着，显然是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杰克、我生活的周边地区。我坚信杰克是最好的切入点，也能助我更好地积累《抵达之谜》的素材，布下背景，定好主题，确定书的时间跨度。几周里我写了很多个开头，信手写，从不同的切入点写。

期间有中断的时候。臼齿出了问题，后来拔掉了。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没有拔牙的准备，他们通常是作补救的。麻醉的时候，还有牙医强有力的手指推一颗没有痛感的牙齿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抹不去的朽烂，这是死亡的感觉。两天后，我强忍着嘴里的生疼，去伦敦参加一个作家老朋友的颁奖午餐会。这一场景和我在伦敦找新公寓的情形交织在一起，和看过一些老公寓、别人的生活和别处的景观后特殊的阴郁交织在一起。接着，甘地夫人在德里被她的保镖射杀而死。之后不久我因我的德国出版商去了该国。令世人震惊的东柏林事件，四十年后此地仍一片疮痍，某些损毁的建筑上的小苗长成了大树，这是一幅自我放逐的世界的景象，对我来说有新鲜感：我早就应该来看看。德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早晨，我参观了西柏林埃及博物馆。回到威尔特郡后，我接到了一则消息：我妹妹萨蒂在特立尼达岛突发脑溢血，正好发生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她昏迷不醒，回天乏术。自从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后，三十多年来我没再经历过丧亲之痛。我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开始打嗝，接着忧虑起来。

我一九五〇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飞机离开特立尼达岛时，萨蒂离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再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时，她都快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特立尼达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辈子生活在那里，偶尔出国度个假。她经历了父亲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离世，经历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变革和种族政策，经历了一九七〇年的街头暴动与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她也经历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过了不少年安稳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圆满。

她去世后三天，她的遗体在特立尼达岛火化的时候，我在威尔特郡新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摊开她的照片。几年来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们归置好收进影集。又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她在世时我没有注意看这些照片中她的年龄。现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时的照片，她是个胳膊纤细的女孩。这个女孩如今已经往生。死亡触动了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着摊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这么思念她。三四十分钟后——我想特立尼达岛的火化仪式正在进行——我觉得心灵受到了净化。我不知道照理应该做些什么，但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我专注地去缅怀这个人，回忆她的生活、她的个性，我向这位逝者致敬。

两天后，我去了特立尼达岛。家人想让我待在他们身边。我弟弟赶在火化仪式当天回到家，在火化开始后六小时赶到，让人带去火化的地方。我姐姐开车送他。夜里火化堆仍闪着火光。弟弟独自走到火光边，姐姐在车里看着他。

两周前，我弟弟曾去德里参加甘地夫人的火葬仪式。回伦敦后他开始写一篇重要的报道，没等写完便来到特立尼达岛。飞机实现了这一趟趟的远程旅行，让他得以见证这些死亡。我一九五〇年离开特立尼达岛时飞行还没那么普遍，出国可能意味着折断人的一生：我时隔六年才和家人重逢，这六年里我都无法和他们相伴。一九五三年父亲去世时，我自然没能回家。当时我弟弟八岁，见证了最后的火化仪式。这次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烙印，死亡和火化是他深埋于心底的伤痛。现在是姐姐的火化：他从伦敦飞过去仍能看到一堆火。很快飞机要带他回到伦敦，也陆续载着其他家人去往不同地方。

我留在特立尼达参加几天后举行的宗教仪式，这是葬礼的一个环节。萨蒂不信教，和我父亲一样对仪式没有感觉。但她去世后，家人希望为她办一整套印度教的仪式，一点都不落下。

梵学大师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迟到了。听说他在火葬时也迟到了。他说自己太忙，累得看错了时间。然后他开始干活，需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一个浅浅的土祭坛立在萨蒂家走廊的水磨石上。对我而言，这仪式的背景——郊区的楼房花园，还有街道——看上去太新了，显得奇怪。我的记忆仍停留在旧时，这样的仪式和乡村更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