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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雅各·舒尔曼。这封信写给在罗兹的朋友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在等着确认这件事的真伪，好写信给你们。啊，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事太让人伤心了。我见到了一名逃跑的目击者，我和他谈过话，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们被带到了唐比附近的切姆诺，全部被害，埋在了热舒夫森林。处死犹太人的方式有两种：射杀，或毒气。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成千上万的罗兹犹太人身上。别以为写这封信的是疯子。啊，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太可怕了。

“恐怖，太恐怖了！嗨，脱掉你的衣服，在你头上抹上黑灰，在街上跑吧，疯狂起舞吧。”我好累，都握不住笔了。造物主，请帮助我们！

我在公元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写下这封信。几个星期后，在二月一个冰消春暖的日子，格拉堡城周围的树林中洋溢着一股不真实的春天气息。我们——营地里的人——被装进了货车。其中一些货车上画着亮丽的图画，有热带树林，还有丛林动物。这些是去年夏天从营地带走孩子的货车。过了一个冬天，这些画已经有点褪色，德国人也没操心去修饰一下，于是，这些灰扑扑的图片就像是去年夏天的梦境一般逐渐淡去。

他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十五公里外的切姆诺，德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库尔姆霍夫。到这儿之后，他们命我们下车去树林里解手。我解不出……有卫兵和其他人看着，我解不出，但我还是假装了一下，最后重新扣上裤子的纽扣。

他们把我们赶回大货车，车子开进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到这儿后，他们又命我们下车，我们排成队，行走在一个散落着衣服和鞋子的大院里，最后进了一个地窖。地窖的墙上用意第绪语写着“没人活着离开”。现在，地窖里有了几百个人，都是男人，都是波兰人，大多数都来自附近的村庄，比如格拉朵、科洛，但还有很多是罗兹人。空气闻起来有股腐烂潮湿的味道，还有冰冷岩石和腐败发霉的味道。

过了几个小时，天色逐渐昏暗，我们活着离开了地窖。这时来了更多的货车，这些车子更大，门分成左右两截。这些较大的货车是绿色的，车子两旁没有画着画。卫兵打开车门，里面差不多都挤满了人，每辆车载着七八十个人。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德国人朝我们又推又打，把我们赶上这些大货车。我认识的人中，许多都在哭喊，所以当我们满满当当坐进臭气熏天的货车中时，我领着他们祈祷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祈祷着。货车大门关上时，我们还在祈祷。

外头，德国人冲着来自波兰的司机和帮手大喊大叫。我听见其中一名帮手用波兰语喊出了一个词：“毒气！”接着传来一个响声，像是什么管子或软管被接在了卡车下的什么地方。引擎轰鸣作响起来。

我身边的几个人继续和我一起祈祷，但其他一些人开始喊叫起来。货车开始慢慢开动，我知道车子正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往前进，这条路是德国人铺的，从切姆诺通进森林。大多数村民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条死路……它在森林里断了头，在那个地方，路稍微变宽，以便货车掉头。但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就只有森林，还有德国人下令建造的大炉子，下令挖的地坑。告诉我们这事的，是营地里的犹太人，是他们在森林里铺了这条路，挖了地坑，造了炉子。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后来他们走了……被运走了。

空气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喊叫声越来越响。我的脑袋隐隐作痛，呼吸困难，心狂野似的跳动。我左手拉着一个青年的手，那几乎是个孩子，右手拉着一位老人。两人都在同我一起祈祷。

货车中，有人在什么地方唱起歌来，声音盖过了喊叫声，是用意第绪语在唱。听声音，像是一位唱惯歌剧的男中音。

上帝啊，上帝啊，

汝为何遗弃吾等？

吾等曾经陷身大火，

然则未曾抛却汝之圣律。

伊妮娅！我的天！什么？

嘘。没事，亲爱的，我就在这儿。

我不……什么？

我的名字叫卡尔特琳·凯特严·安迪密恩。我的丈夫是特劳布·安迪密恩，他在五个月前的一场狩猎事故中去世。我还有一个孩子，名叫劳尔，按海伯利安当地历法算，他已经三岁了，现在应该在大篷车围成的圈子那儿，正在营火边上玩呢，姨妈在照看他。

夜晚到来时，大篷车都会在山谷中围成一个圈。我沿着山谷爬上一座青翠的山丘。山谷的溪流旁长着几棵三枝杨树，除此之外，整个荒野上就再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东西，唯有矮矮的青草、莎草、岩石、青苔，以及绵羊。山丘东麓可以看见车队的几百头绵羊，也可以听见阵阵羊叫声，它们在牧羊犬的驱赶下绕着圈子，四处狂奔。

外婆正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缝补衣服，从那儿可以将整个西边的山谷尽收眼底。西部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迷雾中，这意味着那里是开阔的水源或大海的所在地，但临近的世界都是荒野，头顶是湛青的夜幕，流星在天空中无声地纵横交错，耳畔是风吹草地的飒飒之声。

我走到外婆身旁，挑了块岩石坐下。她是我已故母亲的母亲，那张脸是我们家族的脸，但稍显衰老，皮肤受尽了风吹雨打，一头白色短发，强势的脸庞棱角分明，削瘦的鼻子，褐色的双眼，眼角旁布满了鱼尾纹。

“你终于回来了，”这个老迈的女人说道，“回家的旅途顺利吗？”

“嗯，还行，”我说，“汤姆载着我们从浪漫港沿着海岸走，然后上了鸟嘴大道。没走沼泽地，所以没花摆渡费。头一晚我们住本布洛克酒店，第二晚在休斯河岸扎了个营。”

外婆点点头，忙着手里的针线活，她身旁的岩石上放着一个篮子，里面堆满了衣物。“医生怎么说？”

“医院很大，”我说，“自我们上次去浪漫港起，那些基督徒就一直在扩建医院。医院的修女……护士……人很好，化验时很亲切。”

外婆等着我说下去。

我俯瞰着整个山谷，太阳从那儿的乌云中探出头。一条条霞光照射在山谷的顶端，在低矮的岩石和山顶上投下精巧的影子，连石南花也被照得红彤彤的，像是着了火一样。“癌症，”我说，“新型的。”

“荒野尽头的医生早就这样说过了，”外婆说道，“他们对病情怎么说？”

我拿起一件衬衣，这是特劳布穿过的衣服，现在是他弟弟雷伊的，他是劳尔的叔叔。我从围裙里拿出自己的针线，开始缝纽扣，特劳布在最后一次北行狩猎之旅中，丢了这个纽扣。一想到把没了纽扣的衬衣给雷伊，我的脸庞不由得发起烧来。“他们建议我接受十字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