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门卫的爸爸 第七章（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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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下午六点关门，我带着买的几样东西离开时，还只有五点二十。威彻姆街上有家“你的午餐”餐厅，就在拐角上。我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派。巧克力派很棒——货真价实的巧克力，货真价实的奶油。吃进嘴里跟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棒。我尽情闲荡，漫步朝运河走去，走到一处有长凳的地方。视线——尽管狭窄却还充分——还能看到中心市场。

我吃得很饱，不过还是吃了一个橘子，把一片片的橘子皮扔到水泥筑堤上，看着水把它们冲走。

到了六点，市场的巨大前窗里的灯熄灭了。

六点一刻，最后一拨女客走了出来，拎着大包小袋，爬上阿普梅尔丘，或是聚拢在刷有白色条纹的电话杆旁。一辆标着“一元迂回线路”的公共汽车到达，将她们载走了。六点四十五，市场员工开始离开。最后离开的两个是柯里先生和邓宁。他们握了手，然后分开。柯里走入市场和鞋店之间的小巷，很可能是去开车，邓宁则走向公交车站。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人在那里，因此我不想走过去。幸好德里低区是单向交通，我也不必过去。我走到另一根白漆电话杆旁等车，这一根靠近河滨影院（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是《机关枪凯利》和《感化院女孩》；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打斗激烈”），一群上班族谈论着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但没有开口。

一辆城市客车开了过来，停在中心市场对面。

邓宁上了车。车沿着马路向坡下开，在电影院站停下来。我跟在工人们后面，这样我就能看见他们投多少钱进投币箱，投币箱固定在驾驶座旁的杆子上。我感觉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试图化装成地球人。有点儿愚蠢——我想乘城市客车，而不是用致命光线烧毁白宫——但改变不了那种感觉。

前面上车的家伙迅速刷了一下淡黄色的公交卡，这时黄卡人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其他人向投币箱里扔进十五美分，箱子里发出滴答叮当的声响。我也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不过我花的时间更久，因为我的硬币粘在了出汗的手心里。我感觉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一抬头，大家要么在读报纸，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车厢内弥漫着蓝灰色烟雾。

弗兰克·邓宁站在右边靠中间的位置，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裤子，白色衬衫和深蓝色领带，衣装整洁。我从他身旁经过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时，他正忙着点烟，没有看我。汽车在低区迂回的单向街道上吱吱嘎嘎地开着，然后开上威彻姆的阿普梅尔丘。到了西区住宅区，乘客们陆续下车。都是男乘客，女人们大概已经回到家里，收拾买回的杂货，把晚饭端上餐桌。汽车渐渐空了，弗兰克·邓宁仍然坐在那儿，抽着烟，我在想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下车的两个乘客。

我本来不必担心的。当汽车转弯朝威彻姆街和慈善大道拐角的车站驶去时（德里还有信仰大道、希望大道，我后来才知道），邓宁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踩灭，起身离开座位。他轻易地走进过道，没有抓把手，身体随着减速的汽车轻微摇晃。有的男人直到晚年才会失去年轻时身体的优雅。邓宁看起来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摇摆舞者。

他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开始对他讲笑话。笑话很短，大部分都被噗噗的气刹声淹没了，但我听到了三个黑人困在了电梯里，发现不是他对穿着便服的女人讲的那个笑话。司机一阵大笑，然后猛拉镀铬控制杆，打开车前门。“星期一再见，弗兰克，”他说。

“要是小溪不涨水的话，”邓宁回应道。跑下两级台阶，跳过人行道边缘的杂草。我能看到衬衫底下肌肉的形状。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在他手下逃生的机会有多大？我首先想到的是机会不大，但我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毫无机会。

汽车开走时，我看到邓宁爬上慈善大街街角第一幢建筑的台阶。宽阔的前廊上，摇椅里坐着八九个男人女人。好几个都跟屠夫打了招呼，屠夫则像个政客，跟他们握手。房子是一栋三层新英格兰维多利亚式建筑，门廊屋檐下悬挂着一块牌子。我刚好来得及在车上读上面的文字：

埃德娜·普里斯房屋出租

按周或按月付租

带厨房

谢绝宠物！

大标牌下面钩了一块橙色小标牌，写着“已经住满”。

继续坐了两站后，我下了车。我谢谢司机，他也哼声回应了一下。我发现，这就是缅因州德里镇礼貌谈话的模式。除非，当然，你碰巧知道一些有关黑人被困在电梯里或者有关波兰海军的笑话。

我漫步朝镇里走去，绕了两个街区以避开埃德娜·普里斯的房屋，那里面的住户晚饭后会聚在门廊上，就像雷·布拉德伯里[58]的小说中伊利诺伊斯州具有田园风格的格林镇上的人们一样。弗兰克·邓宁不像这些好人中的一个吗？他像，他像。

但是，布拉德伯里的格林镇上也暗藏恐怖。

大好人再也不住在家里了，住到沟里去的里奇说。他有这个人的内幕消息。大好人住在出租屋内，那里人人似乎都觉得他像猫的屁股那样可爱。

按照我的估计，普里斯的出租屋距离科苏特街379号西边不超过五个街区，也可能更近。当其他租户睡觉以后，弗兰克·邓宁有没有坐在出租屋内，像虔诚的圣徒一样脸朝东方？果真如此的话，他的脸上是不是带着“嗨，见到你很高兴”

那种笑容？我想不会。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变成冷酷且若有所思的灰色？他怎么向晚上坐在埃德娜·普里斯的门廊里纳凉的那些人解释自己为何抛弃家庭？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故事，说他的妻子是个精神失常的女人，或者是个彻底的祸首？

我想会的。那么，人们相信他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不管你说的是1958年、1985年还是2011年。在美国这个表象通常被当做实质的国家，人们总是相信弗兰克·邓宁这样的家伙。

4

接下来的星期二，我租了一间在《德里新闻》上做了广告的公寓，广告上说“有简单家具，小区邻里和睦”。星期三，九月十七日，乔治·安伯森先生搬了进去。再见，德里宾馆！你好，哈里斯大街！我已经在1958年住了一个多星期，也许还没完全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但开始感觉自在了。

所谓的简单家具包括一张床（床垫有点儿脏，没有床单），一张沙发，一张餐桌，餐桌的一条腿得垫起来才不会摇摇欲坠，还有一张黄色塑料单人椅，它在不情愿地松开坐在上面的人的裤子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有一个炉子和一台隆隆作响的冰箱。在厨房的储藏室里，我发现了公寓的空调装置：通用牌电扇，插头已经磨损，看起来绝对能电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