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第二十四章(第2/7页)

他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们不让我们用学校体育馆来举行狂欢会。

尽管我们说时间定在仲夏,体育馆闲在那里。”

“你开玩笑吗?”萨迪之前告诉我镇上有些人会反对她,我还不信。愚蠢的老杰克·埃平,依然停留在21世纪的科幻奇想之中。

“孩子,我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他们说担心会发生火灾。我指出当初为了为学生募款时他们没有过这种的担忧,卡尔特罗普那女人——那只干枯的老猫——说:‘哦,是的,德凯,但那是在学期当中。’”

“他们担忧的,好吧,主要是他们的一名员工何以被她的疯丈夫用刀划开脸。他们担心报纸会报道,或者,但愿不会,在达拉斯的电视台上曝光。”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他……耶稣啊,杰克,他根本不是这里的人!他来自佐治亚!”

“这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他在了这儿,他们担心这会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给镇子带来不良影响。给他们自己带来不良影响。”

我听到自己发出哀鸣,对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来说这声音实在不雅,但我情不自禁。“这简直毫无道理!”

“如果可能,他们会开除她,纯粹为了消除尴尬。既然他们不能,他们就希望在孩子们看到克莱顿在她脸上留下的伤疤之前让她能辞职。该死的小镇,狗屎的虚伪,伙计。弗雷德二十岁的时候,经常去墨西哥新拉雷多市的妓院鬼混,两个月一次。要是能从他爸爸那里提前得到零花钱的话,他会去得更勤。我还有可靠的消息渠道证明,杰西卡·卡尔特罗普还是斯威特沃特牧场上名不见经传的杰西·特拉普时,她十六岁那年变得超胖,大概九个月之后又找回了苗条的身材[172]。我打算告诉他们我的记忆比他们该死的鼻子还要长,我可以尽力羞辱他们,不用费吹灰之力。”

“他们真的不能因为萨迪前夫的疯狂责怪萨迪……不是吗?”

“成熟点儿吧,乔治。有时候,你看起来像是从马厩里出生的,或者是从哪个直心眼儿的国家出生的。对他们来说这关乎性。对弗雷德和杰西卡这样的人来说,一切总是关乎性。他们很可能认为《小顽童》中的阿尔法尔法和斯潘基闲暇时在马厩外面对达拉手淫,而布克维特在一旁加油。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总是女人的错。他们不会直截了当这么说,但他们心里认为男人是野兽,女人不能驯服他们。好吧,让他们这么想吧,伙计,让他们这么想吧。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你必须这么做,”我说,“不这么做的话,又会闹到萨迪那里。她现在很脆弱。这可能会让她彻底崩溃。”

“是的,”他说。他从胸前口袋里摸出烟袋。“是的,我知道。我只是泄泄火。埃利昨天跟农庄大厅的业主在交涉。他们很乐意让我们在那里演出,里面能多容纳五十个人。因为有阳台,你知道。”

“那里不错,”我放心地说,“头脑冷静就能胜出。”

“只有一个问题。两个晚上他们索要四百块。

如果我出两百,你能不能凑剩下的两百?不能从收到的善款中拿回来,你知道的。善款只能用于治疗萨迪。”

我十分清楚萨迪的医疗费用。我已经付了三百美元支付她在医院的花费,她那可恶的保险无效的部分。尽管有埃勒顿的好心帮助,其他的花费仍不停疯长。我还没到捉襟见肘的程度,但也快了。

“乔治?你怎么想?”

“五五分。”我同意了。

“那就喝光你的劣质啤酒。我想回镇上了。”

3

我们离开酒吧时,窗户上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

在闭路电视上观看世纪之战!

来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直播!

达拉斯的汤姆·“铁锤”·凯斯对阵迪克·泰格!

达拉斯体育馆4月29

此处预售门票

下面并排贴着两张袒露胸脯的肌肉男照片,戴着手套的拳头举起来。一位年轻而没有伤痕。

另一位年长很多,鼻子好像碎过多次。他们的名字让我停下脚步。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他们。

“想都不要想,”德凯说着,摇摇头。“你去看喇叭狗和小猎狗打斗会有趣得多。汤米只是一只老猎狗。”

“真的吗?”

“汤米很有热情,但现在是四十岁的心,加上四十岁的身体。他现在一副啤酒肚,动起来都困难。泰格年纪轻,动作快。要是安排体育比赛的人不出差错,几年之内他就会夺冠。他们通过碾碎凯斯这样的人来激发泰格,保持他的状态。”

听起来就像是洛奇·巴尔博厄对阵阿波罗·克里德,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有时候生活会仿效艺术作品。

德凯说:“你花钱在体育馆里看电视。好吧,接下来呢?”

“未来的潮流,我认为是。”我说。

“票可能会卖完——在达拉斯,至少是——但是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汤姆·凯斯是过去的潮流。泰格会像切冷盘一般将他切碎。农庄大厅的事你确定吗?”

“当然。”

4

那是个奇怪的六月。一方面,我很高兴跟狂欢会原班人马一起排练。这是最美好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怀疑,我是否真的打算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从历史的公式中消除。我不敢相信我缺乏胆量——我已经杀了一个坏人,手段残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将奥斯瓦尔德纳入了我的视野,却又让他溜了。我告诉自己,这得归因于不确定原则,而不是他的家庭,但是我不断看见玛丽娜微笑着双手伸到腹部前比划。我不断思考他是否并非只是个替罪羊。我提醒自己他十月会回来。到那时,当然,我问自己会有什么不同。他的妻子依然怀着孩子,不确定之窗依然敞开。

同时,还有萨迪缓慢的康复需要照管,还有账单要付,还有保险单要填(1963年的官僚机构跟2011年的一样让人愤怒),还有排练。埃勒顿医生只能到场排练一次,但是他的接受能力很强,把他那一部分跳舞的矮种马伯莎演得活灵活现。排练一遍之后,他告诉我说想把另一位医生拉进来,一位来自麻省总医院的面部专家。我告诉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另一位医生加入是个极好的主意。

“你能付得起吗?”他问道。“马克·安德森可不便宜。”

“我们想办法。”我说。

演出日期临近时我邀请萨迪来参加排练。她温柔但坚定地拒绝了,尽管之前她答应至少参加一次彩排。她很少离开屋子,即便离开,也只不过是进入后院的花园。从约翰·克莱顿割伤她的脸然后割喉自杀的那天晚上开始,她再没去过学校——或者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