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阅读：终生学习（第6/14页）

乔治·巴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美国陆军中最具有坦克作战经验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曾在美国本土一个坦克训练单位服役，但却从未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服役。战后他被派往马里兰州的米德营区（Camp Meade），在那里遇见了巴顿。他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他们的专业，然后开始战术和技能的训练，以求理论与实践的配合。艾森豪威尔回忆：“我们那些在大战时未曾被派往海外作战的人员，常缠着巴顿和其他在海外参加过战争的人，请他们告诉我们计划和作战的细节。我们开始发展我们认为是新的而且比较好的坦克作战准则。”

艾森豪威尔描述和巴顿共事的经验：“的确，我们两人都是现代军事准则的研究者。我们的一部分激情是对坦克的信仰，在当时这是被其他人嘲笑的一个信仰。”他们两人相信坦克将扮演“最具价值和最惊人的角色”，并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理论，精进了他们的战术思想。

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两人都开始为军事杂志写稿，巴顿为骑兵期刊，我则为步兵期刊。然后，我被叫到步兵司令官（一位少将）面前！

“我被告知，我的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十分危险，今后这些想法就留在自己心里。特别是，我不可以公布任何与现有步兵准则不相容的想法。假如我做了，我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如此专业的研究，所获得的奖赏却是对他们的打击，这对于意志不够坚强的人，足以使他们丧失继续研究的勇气。

“我想乔治也和我一样收到了相同的警告，对我们而言，这真是一个打击。结果反而使得乔治和我来往更密切，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在一起，白天骑马经过我们各自的营区、谈话和学习，晚上则用来发泄我们内心的怨气。乔治的脾气和超过我包容力的苦恼，说实在的，我们军官寝室发出的怨气可能远超过营区洗衣房发出的蒸汽。”

艾森豪威尔告诉我，这位步兵司令企图借着阻止他拿到进入步兵高级班受训的命令来破坏他的军人生涯。这意味着他将永远无法被派至利文沃斯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这样一来他将无法晋升至少校以上的军阶。还好此时康纳介入，化解了危机。

艾森豪威尔一生保持着对书的喜爱与阅读习惯。在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担任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军官一职，他和玛米在华德曼公园旅馆（Wardman Park Hotel）建立了他们的住所。他们的孙子大卫·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描述了艾森豪威尔爱书的情形，指出在他们的公寓里，“玛米陈列了他们购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成套的哈佛经典著作。在一个书柜里，旁边放的是一些装框的法国版画，那是他们 12 年前住在法国巴黎欧德伊街（Rue d’Auteil）时买的”。

巴顿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杰出的战场指挥官之一，赞同艾森豪威尔反对背诵每一位将军的姓名和战役的日期，但是他们两人都相信阅读是有益的，并且研究历史和传记。

在战时对人的领导是不变的。巴顿将军在 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前夕，告诉他的儿子：“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你必须懂得历史。客观地去阅读战术，详细的时代背景都是有用的。你必须学的是人们如何反应，武器改变了，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一点也没变。赢得战役，你不需打败武器，你必须打败每一个人的精神。”

《巴顿论文集》（The Patton Papers）的编辑马丁·布拉曼生（Martin Blumenson），对巴顿的历史研究作了这样的观察：“研究 1870 年以前的战争并非是没用的，对巴顿而言，历史是循环的，因此，战争的形式会重复出现。他认为一幅没有透视画法的画是没有价值的，在军事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以前的战术很难被复制，但职业军人必须去熟悉那些战术并且合乎道理的去采用它。因为虽然人的本性会改变，但在有记录的历史上，这种改变是很少的。

“巴顿根据所涉及军队的形态将自公元前 2500 年开始的战争分类为大规模或是职业战争。他读过一遍埃及人、叙利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非洲人、哥德人、拜占庭人、法兰克人、维京人、蒙古人、瑞士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最后以布尔战争（Boer War）作为结束。从这些历史的例子中，他汲取了一些教训。例如，职业军人在持久战争、在补给比较困难的战役、在纪律比感情的激励更重要的战争中表现得较好。”

奥马尔·布莱德雷也是一位“贪婪”的阅读者，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他的父亲约翰·史密斯·布莱德雷（John Smith Bradley）是密苏里州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的老师，“是一位边疆开拓者、运动家、农夫和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他）……是一位无所不读的阅读者及爱书人。无论在哪里教书，他都鼓励学生们去阅读，并为学生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父亲将对阅读的喜爱遗传给了奥马尔·布莱德雷。他回忆说：“我十分崇拜父亲，他很快就培养了我对阅读的喜爱。在我能够自发的阅读后，我沉迷于如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艾凡赫》、吉卜林（Kipling）的《丛林故事》（Jungle Books）和其他类似的书籍。我特别沉迷于历史——法国及印度战争的故事、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我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模拟演出许多战役，使用骨牌建立堡垒，用点 22 厘米的空弹壳代表士兵的防线，并用中空的接骨木杆或铜管作为‘重炮’，再用扁豆来轰炸骨牌做的堡垒，在我的模拟战争中，美国人总是获胜的一方。”

1915 年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布莱德雷被派至华盛顿州斯波坎（Spokane）地区的乔治·莱特堡（Fort George Wright），在那里他延续了对书籍与阅读的兴趣。西点军校 1909 年班的埃德温·福瑞斯特·哈丁（Edwin Forrest Harding）少尉也驻防在该地。布莱德雷回忆：“福瑞斯特·哈丁是一位认真的历史学者、出色的作家和严格的老师。在我们到达乔治·莱特堡不久，福瑞斯特组织了一个非正式家庭聚会，聚会中他邀请了约 6 位营区少尉与中尉。在他的指导下，在几个小时内，我们讨论了小部队的战术，在不同地点的班和排攻击等等科目。这些聚会非常有刺激性和教育性，我们经常会扩大范围去讨论军事史。在我早期的陆军生涯中，没有人带给我的影响大于福瑞斯特，他灌输给我一个真实的渴望，去认真且深入地学习我的专业。”

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布莱德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机会参加作战，因此他想“他的职业军人生涯已经完蛋了”。1918 年，布莱德雷驻防格兰特堡，他所属的那个营因为人员大量退伍，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不足。他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几个月，好似一个“酷寒、休止状态的冬天，阅读了大量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