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关 怀（第2/7页）

他关心人员的心情和身体。一次，阿诺德叫他一位上校参谋进来，告诉他：“准备好你的行李，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上校回答说：“我能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吗？”阿诺德说：“不可以。”

结果，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陆军航空队的高级飞行学校。他们及时赶上了正在进行的毕业典礼。每一位获得飞行胸章的年轻人都上前一步去接受他的胸章并被授予军阶。队伍中的一位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一直注视着陪着阿诺德来访的上校，当这位兴奋的年轻人上前一步准备接受他的飞行胸章时，阿诺德转身向上校说：“好了！托马斯，向前一步，替你儿子挂上飞行胸章吧！”

在两次大战之间，斯帕茨将军是驱逐机中队中队长。虽然难以置信，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些战斗机飞行员没有降落伞可用。在 6 月初，正好在飞离艾灵顿机场（Ellington Field）时，一位飞行员约翰·卡农中尉，因为飞机在空中相撞受伤。他的飞机从 900 米的高空掉下来，飞行员头骨和许多其他骨头骨折，造成了严重的休克。假如他能够跳伞逃生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可惜他没有降落伞，因为中队没有降落伞可用。斯帕茨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到塞尔福里奇（Selfridge）机场时得知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麦克库克机场（McCook Field）有降落伞。他写信给瑟曼·班恩（Thurman Bane）少校：“我命令中队所有实施长途飞行且途经代顿的飞行员在代顿降落，并在那里配备一个降落伞。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批降落伞……我非常希望我的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一个降落伞。”

1922 年 7 月 19 日，斯帕茨接到工程处处长班恩的答复：“您的要求有点不合规定。您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补给仓库。但无论如何，我们非常乐于帮助您解决降落伞匮乏的问题，只要您的飞行员一抵达此地，我们会尽快把降落伞替他们配备好。除非我的上级下令停止这个行为。”

斯帕茨有一次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才有降落伞，我们一点也没被保险推销员打扰。”对他自己的事他都以开玩笑的态度处之，但是一旦涉及他的下属，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卡农中尉事件也突显了需要较好的医疗支援。伊克上尉立即要求一辆救护车来载受伤的飞行员去医院，陆军回应说用马拉的二轮货车对于他们受伤的马球球员已足够了，应该也可满足航空队的需求。但是当斯帕茨看到卡农中尉的伤势，他下令要一辆民间的救护车载卡农中尉去医院，搭乘用马拉的救护车会要了卡农的命。斯帕茨为了使陆军为他未经授权而使用民间救护车的支出付款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写辩护信给第 8 军区山姆·休斯敦堡的指挥官，说明“卡农中尉头骨和上颚骨断裂，因此在运送上必须小心处理。从爱灵顿机场到罗根营区（Camp Logan）的医院有大约 40 公里，从那么远的地方用营区的马车载卡农，马车引起的震动可能使卡农死亡”。卡农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升至四星上将。

为了以后的意外事件不致被延误送医救治。斯帕茨于 1922 年 6 月 30 日写信给一位朋友：“我请求你的协助。这个工作的性质，需要高水准的医生和训练精良的护士。”这个提议涉及建立“航空医官”制度，以满足飞行人员的特殊需求。斯帕茨受到他下属的爱戴，因为他的行为反映出他关心每一位下属。

他也不会轻易放弃他的下属。1922 年 8 月 22 日，斯帕茨写信给他在山姆·休斯敦堡的朋友弗兰克·D. 拉克兰（Frank D. Lackland）少校：“我一直在思考是否要经程序提出一份有关艾斯普（Asp）的报告。就正常相关的例行工作而言，他的能力不足以成为军官，要把他留在这个工作上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他对工程和技术事务天赋异稟，他可以为了学习新马达或新飞机的有关信息而夜以继日地工作。假如他可以被安排在某个适当职位上，就可以磨炼他的天赋才能，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军官。困难在于决定一个具有这种才能的军官，是否对陆军航空队有足够的价值……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听一些你的建议……没到最后关头也不应该放弃希望（也就是正式提出他的报告）。”

20 世纪 20 年代是禁酒的日子，但大部分人不理睬禁酒令。“帕特里克将军收到一些有关在塞尔福里奇机场酗酒的报告。”此事涉及伊拉·埃克。“他把斯帕茨叫进他的办公室，问他是否有这种情况，斯帕茨回答：‘长官，没有。在塞尔福里奇机场我们没有酗酒的问题。我所有的军官当他们该值班时都会在岗位上，而且他们小心翼翼遵守规则和规定。’他继续说在晚上他们的确有供应酒。‘倘若我们有酒——您知道这是少有的事情——在机场我不禁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那样他们只会离开基地去惹是生非。为了把他们留在基地，我把基地变成一个愉快的地方，使他们愿意留在基地内的军官俱乐部。’事后，帕特里克告诉我斯帕茨的回答令他感动，斯帕茨有勇气不同意他的意见，斯帕茨本人则没有察觉到会面进行得如此顺利。他也记得斯帕茨走出去时说：‘我猜我将会有一个新的派职。假如你让我知道地点是什么地方，我会感谢你，然后我就会去报到。’”

艾森豪威尔将军相当重视他的指挥官们的福利。1942 年 12 月，马克·克拉克将军是进攻北非的副指挥官，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一个会议。艾森豪威尔必须匆忙离开飞往直布罗陀（Gibraltar）。在机场有许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希望能有一个记者会。时间十分短促，艾森豪威尔无法回答任何一位记者的问题，克拉克将军说：“然而，他做到了。他做了一个艾森豪威尔典型的亲切、体贴的举动。当记者和摄影师挤在他的四周，他说他只有时间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从口袋摸出一颗星星钉在我的肩上。他说：‘韦恩，为了替你戴上这第三颗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希望能为你戴上第四颗星。’”

艾森豪威尔很少要求他的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向他报告，他宁愿走到他们那里，省去他们离开指挥所的不便。当他来到前线时，他始终坚持将他的临时总部安置在远离战场指挥官总部的地方，确保他不会成为忙于指挥实际作战的指挥官们的负担。

在这些最高领导者中间，有很多体贴的关怀行动。“范登伯格（Vandenberg）将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去了一趟韩国，我和他一起前往。”范登伯格将军的副官，理查德·格鲁森多夫（Richard Grussendorf）少将回忆说，“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他的副官请柯林斯和范登伯格进去，我看到在麦克阿瑟将军办公室的外面有张椅子，我正要去坐下时，范登伯格说：‘你跟我进来。’因此，我就跟着他进去了。我见到了麦克阿瑟将军，他非常诚恳而且接受了我跟着进去这个事实，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位上校。但是范登伯格说：‘我要你进来听我们谈些什么。’范登伯格是那么的体贴，但我想这也是训练我的一部分——会使我更了解电文和联席会议文件及诸如此类的事。那不仅仅是一句‘跟我一起进来见大人物，好让你可以告诉你的子孙的事’。”这个举动也代表了他的细心考虑。而这也提供了一个“明哲导师”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