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4/7页）
与卢坎一样受尼禄皇帝资助的作家中，有一位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阿比特（Titus Petronius Arbiter，约公元27—66年），他是政治家、诗人，还是顶级的美食家，著有《萨蒂利卡》（The Satyricon）一书。这篇闻名于世的诗描绘了在一个虚构的晚宴上，一位虚构的诗人尤摩尔浦斯朗诵了一首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的诗。尤摩尔浦斯声称内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主题”，也许与《埃涅阿斯纪》（Aeneid）——维吉尔本人都称之为“大作”——一样重要。[27]
卢坎和佩特洛尼乌斯最终都被尼禄逼迫自杀。在公元69年，尼禄皇帝也死了。内战的战火在“四帝之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又重燃了。这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罗马内战——据一些统计显示，这些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世纪，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为罗马历史的叙述带来了一个高峰。回顾历史，这种类型的冲突变得清晰起来。“罗马帝国在尼禄倒台后甚至是在奥古斯都之后的暴政时期就爆发了内战，难道我不应该从这些内战中推导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吗？”在18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完成他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反问，然后回答：“啊！我应该。”[28]
罗马人和他们的后人非但没有将内战抛弃、遗忘，反而不停地提起和回顾。内战就变得既难以言喻又无法避免，直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论了，因为内战永远不会消失。卢坎的《内战记》中有一个角色哀叹道：“痛苦降临，人们又将再次忍受”，“未来将是战争的延续，这就是内战的结果”。[29]创作罗马内战史的书是没有止境的。40年后，塔西陀在《历史》（Histories,约109）一书中，对“四帝之年”的描写效仿了卢坎的这首诗。习惯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系列希腊和罗马名人传记，而他笔下的罗马名人代表包括，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内战勇士马略、苏拉、恺撒、庞培和安东尼（约100—125）。同样的这几年里，另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本保存至今的史书《罗马史》（Roman History，约145—165），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内战”。这些史学家都试图撰写一部内战通史，旨在叙述从苏拉到屋大维的所有罗马内战。
弗罗鲁斯（Florus）那本广为流传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约117—138，或161—169)，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著作那么详细，但是时间跨度更长。书中阐述了在罗慕路斯之后的7个世纪，罗马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外战争、奴隶战争、同盟者战争和内战。尽管只有对外战争才被视为正义的，弗罗鲁斯还是刻意模糊了其他几个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比如，同盟者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因为曾经与罗马结盟的盟友“在意大利境内发动叛乱所犯下的罪行，与公民在自己城市内部叛乱是一样的”。此外，他把奴隶战争描述为最不光彩的战争，并且刻意将其与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罗马最大的不幸。公民与公民在罗马广场进行斗争，他们就好像是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最低级的人类”。为了给这个混淆不清的分类正名，弗罗鲁斯追溯了恺撒和庞培之间战争的扩展和延续，即从罗马城向外扩展至意大利，再延续到罗马帝国。[30]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大约近5个世纪里，罗马历史学家都在大胆地努力探索他们文明中的这个最大诅咒。[31]他们绞尽脑汁思索内战的起因。罗马的每一场内战是因什么而起？罗马共和国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发生了如此多的内战，原因让他们深深担忧。其中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试图从这些苦难中总结经验。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共和国形式，可以避免内战？或者说罗马文明本身的基础结构使得这类灾难注定会不断重现。在北非历史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时，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内战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但是先让我们聚焦在他的一些前辈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