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1940—1941年红军第二次“大清洗”

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暴露出许多问题，而且都不可谓不严重，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从1940年3月战事结束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一年多时间里许多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与1940年10月在红军和军事工业部门开展的新一轮“清洗”有关。

1941年4—5月间，由于空军事故频发，5月且有一架德国容克斯公司生产、昵称“容大妈”（Auntie Ju）的Junkers Ju 52型运输机在莫斯科降落而防空部队并未察觉，多名空军高级将领被捕，怀疑他们是德国间谍，并且和1937-38年“大清洗”中处决的那些密谋分子有关。接着又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被捕：

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格里戈里·施特恩（1900—1941），1941年6月7日被捕。

时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2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前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罗吉奥诺夫（1893—1941），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前三天（1941年6月19日）被捕。此前6月8日，继他担任空军司令员、1939年11月19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雅科夫·斯穆什凯维奇（1902—1941）也被捕。

继斯穆什凯维奇担任苏联空军司令员的巴维尔·雷恰戈夫（1911—1941），于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入侵的第三天被捕。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与上面三位将军一起同于10月28日被处决，年仅30岁，而且他的妻子也被处决。这位年轻的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击落敌机20架的战绩，还来华参加过对日作战，担任苏联航空志愿队总顾问。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部分苏联空军飞行员，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巴维尔·雷恰戈夫（1936年11月4日）

罗吉奧诺夫，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在苏联南方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与“白军”邓尼金、弗兰格尔等部作战，1935年获授“军指挥官”军衔。1937年11月原空军司令员雅科夫·阿克斯尼斯被捕、随后被处决，他接任该职，1939年11月又由斯穆什凯维奇接替。1940年7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他担任新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

斯穆什凯维奇，拉脱维亚人，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17日以“杜格拉斯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为苏联空军指挥员，6月2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5-8月苏日诺门罕战役中，担任参战苏联空军指挥员。

施特恩是乌克兰犹太人，1919年（年仅19岁）就担任红军旅长，内战结束后进入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1月至1938年4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回国后作为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布柳赫尔指挥1938年7月30日至8月11日的哈桑湖战役。后来又指挥诺门罕战役，当时朱可夫便是他手下的一名师长。

1939年7月诺门罕战役期间的施特恩（左）、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和朱可夫（右）

哈桑湖战役只打了不足两个星期，可以说只是一次“军事冲突”。诺门罕战役历时整整四个月（1939年5月11日至9月16日），而且规模不小，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日本关东军出动7万5千人，苏军出动兵力虽然较少（5万7千人），但投入坦克500辆（日本135辆）、飞机809架（日本250架），大大超过日本。是役以日本战败结束，日方称战死8,440人，受伤8,766人，苏联则说日军伤亡6万人，另有3,000人被俘。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死亡7,000人，失踪1,000人，另有1万6千人受伤。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1875—1962）、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886—1967）均被撤职转入预备役。植田谦吉后来再未获启用，矶谷廉介则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任日本驻香港总督，日本投降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两年即被释放。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886—1940）被撤职召回东京，1940年10月6日病故，但有人怀疑是自杀。另有多名大佐战死、自杀或者被撤职。日本军衔中将之上即为大将（同样，中佐之上即为大佐），陆军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师团长通常为中将。

现在许多文献都说那次战役苏军主将是朱可夫，把战功记在他名下。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朱可夫也有夸说自己、贬低施特恩的言辞。其实当时施特恩、斯穆什凯维奇两人军阶、职务都在他之上，不但有苏联内战的经验，还有西班牙内战指挥空军、装甲兵作战的经验，而诺门罕战役苏军获胜，空军和坦克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可夫此前当过骑兵团长、旅长和师长，战役进行期间（1939年7月31日）晋升为“军指挥员”，只有骑兵作战的经验。当时对施特恩评价很高，战役尚未结束就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8月29日）。后来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员，参加苏芬冬季战争，1940年6月5日晋升大将，6月22日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后来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施特恩是最早（1954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名誉的人之一。

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露头角，但还只是陆军的一个“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变得极其重要，这才成为陆军、海军之外的一个独立“军种”，有了陆、海、空“三军”的说法。苏联两次“大清洗”，尤其是第二次“大清洗”，空军是一个“重灾区”，而且还需要追溯到更早，从苏联红军空军的建立说起。

苏联工农红军空军第一位领导人是康斯坦丁·阿卡谢夫（1888—1931）。因为参与1908年剌杀沙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行动未遂，流亡意大利，1911年在卡普洛尼航空学校完成飞行员训练。后来移居法国，1914年获得航空与机械学院工程师文凭。1915年进入法国空军航校学习，同年返回俄罗斯，在一家飞机工厂工作。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负责指挥加入红军的旧沙俄空军部队。1918年5—6月，这支部队重组为工农红军空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内战期间参加过几次战斗，1919年阿卡谢夫亲自驾机轰炸顿河白军将领康斯坦丁·马蒙托夫（1869—1920）的哥萨克骑兵，对红军取胜起了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那是南方战场一个关键性战役。1921年以后阿卡谢夫不再担任空军司令员，改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飞机工厂工作，并且代表苏联参加了在伦敦、罗马和热那亚举行的几次国际航空会议。但是，1930年3月3日他就以间谍罪被捕，1931年9月4日被处死。那还在第一次“大清洗”之前。

此后担任过红军空军司令员的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21—1922年在任）和彼得·巴兰诺夫1924—1931年在任）都死于空难，另有两人任职时间很短（A. A. Знаменский，1922—1923年；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1923—1924年）。对红军空军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正是阿克斯尼斯（1931—1937年在任）、罗吉奧诺夫（1937—1939年在任）和斯穆什凯维奇（1939—1940年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