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亲历“希特勒日记”事件（第2/2页）

在柏林海德曼找到了菲伯斯的遗孀，她是1948年夏天接到丈夫死亡通知的，通知书上说在一具男尸制服右胸口袋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有证件，名字是“Max Fiebes”，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从她口里记者知道那架飞机有一个幸存者，希特勒的警卫弗朗茨·威斯特迈尔（Franz Westermaier），并且得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又找到1945年那个晚上与龚德芬格一起执行任务的空军中尉舒尔茨（Schultze）。可惜的是威斯特迈尔已于1980年4月24日因病去世，海德曼没能见到。据舒尔茨回忆，1945年4月20晚上，他和龚德芬格都在柏林西北郊舍瓦尔德机场，那是一个只有草坪跑道的野战机场。两人各驾驶一架三引擎Ju 352飞机，接连几天执行往艾林运送档案文件的任务，每次都在夜间飞行。21日凌晨2时，他们又一次接到去艾林的命令，但送东西的货车迟到了，大概是因为空袭和所经道路被破坏。舒尔茨的飞机搭载了30名乘客，运载货物较少。他在早上五点左右起飞，因为等候另一位乘客，龚德芬格大概比他晚起飞五分钟。

舒尔茨说龚德芬格是个经验丰富的前线飞行员，为了躲避敌人歼击机攻击，经常紧贴树梢作超低空飞行。舒尔茨自己则选择高空飞行，尽量利用云层作掩蔽。飞行途中他觉察后油箱漏油，于是在那时还控制在德军手里的布拉格机场紧急降落维修，35分钟以后（7点10分）才继续飞行，但却一直没有听见本应跟在后面的龚德芬格飞机的声音。他想龚德芬格大概已经飞到前面去了，但当他8点30分在艾林着陆的时候，却没有见到龚德芬格。后来海德曼找到一位当年飞机失事的目击者、波能斯多夫北边不远处村子戈沛多夫的农妇，她告诉记者，那架飞机燃烧着擦过树梢，消失在树林里，随即升起浓黑的烟尘。

战前龚德芬格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有上百万公里飞行记录，战争期间经常用超低空飞行的办法穿越苏联红军包围圈。但是，Ju 352是容克斯工厂新生产的一种型号，1945年刚刚交付使用，而且只生产了44架。那是一种典型的战时产品，许多部件都是木制的，只有驾驶舱、发动机罩、机翼前棱和尾翼是金属的。附近一个庄园做外籍劳工的苏联战俘和法国战俘，是听到呼救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人。1981年海德曼第二次去波能斯多夫，找到当年20岁、负责监督苏联战俘劳动的理查德·艾尔伯（Richard Elbe）。他告诉海德曼，呼救的是威斯特迈尔和那年也刚20岁的格哈德·贝克尔（Gerhard Becker）。贝克尔获救后立即请求村民通知他母亲，说他已经获救，让母亲放心，但仅仅过了两天就伤重死去，只有威斯特迈尔一人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死里逃生，1941年5月作为空降兵他曾参加攻占一个希腊岛屿的战斗，但所乘“Ju 52”运输机被击中，他落到海里，被意大利船只救起，是那次两名幸运生还者之一。“Ju 352”是“Ju 52”的改进型，看来威斯特迈尔与那种飞机还真“有缘”。艾尔伯还告诉海德曼，直到1948年飞机残骸还留在原地，后来才被收集废金属的人打扫干净，不过他保留了两块完好的驾驶舱玻璃窗。

飞机虽然坠毁并起火燃烧，但火势不算太大，乘员制服基本完好，衣袋里的证件也在，这使他们的身份得以确认。运送的货物一部分被烧毁，但也剩下一些，艾尔伯说有的村民甚至捡到过金条。当然，在海德曼眼里希特勒日记以及其他文件、档案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所有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飞机运送的东西里并没有希特勒日记及其他文件。就在海德曼把他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展示给曾经在“元首”身边工作的一些人看了以后，他们仍然表示不知道希特勒记日记的事。

在《明星》周刊宣布发现希特勒日记以后，欧洲其他国家一些报刊也很感兴趣，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巴黎《竞赛报》，还有意大利的《万象》，都购买了发表权。但是，尽管《明星》周刊宣称材料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仍然没能让所有人都信服。不久《明星》周刊提到的两位鉴定过文件真伪的专家就改了口，美国《新闻周刊》顾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提出应该把所有材料交由笔迹鉴定专家逐页鉴定，《希特勒最后日子》（Hitler's last days）一书作者、英国历史学家雨果·特雷弗-若佩（Hugo R. Trevor-Roper）承认他认可那些文件的真实性，部分原因是误解了《明星》周刊提供的证据，并且没有充分研究过那些材料。

五月中旬《明星》周刊发表声明，说他们被欺骗了。当那些材料送去做常规化学检验的时候，发现所用纸张、胶水以及人造革封皮都是“二战”以后的产品，这样就绝对不可能是希特勒的文件。联邦德国档案馆在仔细检验了部分文件以后，也指出那实在是“奇特而又粗糙的赝品”。于是，科赫和另一位高级编辑引咎辞职，海德曼被“炒”了“鱿鱼”，并因涉嫌欺诈被警方逮捕。然而，由于《明星》周刊没能提供这位记者知道材料是赝品而故意欺骗的证据，警方不得不在9月份将他释放。不过10月初上诉法院又因他企图离境而批准重新逮捕。海德曼终于承认他知道材料是伪造的，并说出其来源。原来，那是两个“康拉德“卖给他的，一个是康拉德·库耀（Konrad Kujau），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家，但不是因为字写得好，而是因为善于模仿笔迹。另一个是康拉德·菲舍尔（Konrad Fischer），在斯图加特从事纳粹文献资料与军事纪念品买卖的文物“倒爷”。1984年7月8日汉堡法院判处海德曼4年零8个月徒刑，库耀4年零6个月徒刑，“倒爷”菲舍尔则没有获罪。这大概也合理，就连中国的文物“倒爷”，买卖赝品和倒卖来路不正的真品，所受处罚也有区别。

痛定思痛，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德国人为什么那样反对战争，主张和平。1982年我到哥廷根的时候，德国青年效法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已经退去，但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热情仍然高涨。我所住的哥廷根大学学生宿舍，便有人贴出告示，宣布那里为“无核区”。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里曾经说：“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四十多年过去，他们似乎依旧如此。那年德国一个艺名“Nicole”的年轻女歌手在欧洲流行歌曲大赛中以一曲《一些儿和平》夺得冠军，反映了那时德国人以及整个欧洲人的政治态度。这一年德国人在首都波恩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和平示威活动，我的邻居便有好几位去参加。为参加那次示威活动，他们很“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以凑足去波恩所需要的钱。1983年春天德国举行过一次大选，不少邻居向我以及其他中国人宣传那时刚开始成“气候”的绿党的主张。他们那高昂的政治热情，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对政治也曾热情过、但经过太多政治运动洗礼已经不大容易再热情起来的中国人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