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

柏林　7月20日，星期二

刚和弗雷德双胞胎姐妹见面，她们决定搬去拜罗伊特；想离开首都的人不只她们。况且，她们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对俄作战初期就已阵亡，她们待不住。她俩都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调职很容易。

“自由德国委员会”开始从莫斯科对此地广播。朋友的反应是：“我们一进入俄国就应该这么做了！”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国委员会”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中成立，一周后公布成立宣言，呼吁德国民众及国防军起来反抗希特勒。委员中除了几名共产党老将（如皮克及乌布利希）外，还包括几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资深将领，如保卢斯陆军元帅和冯·塞德利茨—库兹巴赫将军。但因德国士兵恐惧遭苏军俘虏，该委员会的成就极有限。委员们虽成为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元老，但在战后德国境内的苏联占领区政府组织内却不占任何席位。

7月22日，星期四

和普鲁士的布尔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样，被踢出了军队，现在无所事事，很想在工业界找份工作，不过并不容易。他是旧式正派德国军官的典型代表，只受过军事训练，也只适合戎马生活。

继普鲁士王储的长子，威廉王子于1940年在西欧战场上受到致命重伤后，所有过去统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后代都被调离前线，接着撤除军职。纳粹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这类“光荣战死”事件促成君主复辟运动，结果，反而救了不少纳粹最痛恨的这个阶级的人的性命。

7月25日，星期日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见现在德国境内工作的法国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尔。他哥哥菲利普因维希政府的强迫劳动法被送来此地，嘟嘟为了保持联系，也跟来了。他俩将时间均匀分配在打扫“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侦察德国一般情况”上。兄弟俩都极聪明，认为整件事非常荒谬。

1942年9月4日，维希政府开始执行所谓“强迫劳动法”，所有达服役年龄、被纳入“援军”制的法国男性，都必须志愿到德国工作，作为交换，让年龄较老的战俘返国。这项政策当然遭到上万人的反抗，不过也使得反纳粹游击队人数大量增加，扩散至全德较偏远地区。

我去伊甸旅馆和塔蒂阿娜过夜，她将在这里停留数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们墨索里尼遭免职及逮捕的消息，现在由巴多格里奥掌权。

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两周后，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议会邀请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复位，墨索里尼辞职，国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鲁齐山中。前参谋总司令及埃塞俄比亚总督巴多格里奥元帅则奉命重组政府。

7月27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顿接受治疗。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踪我们，从电车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们神经紧张。为了甩脱他，躲进一栋房子里，结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们出来。终于拦住我，说他反对我们讲法文。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但不断的轰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7月28日，星期三

汉堡现在每天都遭到轰炸，受害人数极多，满目疮痍，整座城几乎已经撤空了。听说有许多小孩子在街上乱走，哭喊着寻找父母。母亲们大概死了，父亲们在前线，所以无法识别他们的身份。人民福利会似乎已控制大局，不过情况想必仍极艰困。

经过7月24、25、26、27及29日与8月2日的轰炸，盟军在汉堡投下将近9000吨的炸弹，令100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估计在2.5万—5万人之间（德军针对英国考文垂市的闪电战仅炸死554人）。轰炸汉堡开了几项先例：首度由美军在白天出击，英军在晚间接替，进行日以继夜的“地毯式轰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黄弹，造成“火风暴”，即在空袭发生后数小时才开始的飓风，杀伤力比炸弹更可怕；同时也是盟军首次使用“窗”式系统，投掷成捆的金属条，混淆敌人的雷达及高射炮系统。

7月29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说服母亲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说我可能需要她。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担忧，我会更快乐——尤其是母亲，她留在这里真的很危险。

蜜丝1978年回忆

1942年秋天，母亲去西里西亚和奥尔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时间；奥尔加的丈夫卡尔·腓特烈正好休假经过。盟军刚在北非登陆，母亲秉持她直言不讳的个性，到处预言德军若不改变对俄政策，下场将十分凄惨。

两周后，兰曹走进我办公室，关上门，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签名、致盖世太保的信，大意为：“吾妻幼时玩伴，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人，强烈反对我国之对俄政策，并抨击我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她与盟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维持友好关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对德国不利，因此，绝对不可准许她出境。”盖世太保将这封信转寄给外交部，下令不准发给母亲离境签证。

在战时的德国，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指控，通常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兰曹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企图离开德国；最明智的做法，是让她暂时消失一段时间，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时，她又着手组织对苏联战俘进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亲一向坚决反共——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丧命。这个立场她坚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赞同希特勒。1941年，她为了参加塔蒂阿娜的婚礼来到柏林时，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共产体制；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因为她从未在纳粹统治下住过德国，想说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样是恶魔，并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毁灭波兰如何狼狈为奸，又握有德国人在波兰种种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俩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军在俄国占领区内，种种残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诸世人，以及俄国境内及各地战俘营内受害人数不断增加，母亲对祖国的爱，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所产生、现在又再度复发的“恐德症”，终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苏维埃情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应从俄国战俘开始。

她不仅开始与许多在德军司令部里的老友联络，亦通过红十字会驻柏林代表马蒂博士，与日内瓦国际总部接上线。但苏维埃政府与革命之前的俄国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意味着俄国战俘在祖国政府的眼中，和叛国者并无不同，只能自生自灭，大部分人的下场是饿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