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6/14页）

那封信安全送到乔吉手中，并顺利转给收件人，但写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却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丽德·格尔茨。盖世太保逮捕了她犹太裔的母亲，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西格丽德的父亲（非犹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是个美丽高挑的金发女孩，目前她已设法弄到一张缓刑令，同时向各方紧急求援，但机会渺茫。安全局总部的人对她说：“可惜你父亲已不在世，否则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算你们运气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罗玛莉和我决定在她城里的公寓开鸡尾酒派对，正努力把杂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我们只有两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却乐观地希望客人都会有所贡献。

10月13日，星期三

虽然罗玛莉的阿姨葛蕾特·罗翰趁我出去买夹三明治的东西时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坏了我们，但派对仍十分成功！客人带冰块和香槟来，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虽然怪异，却没有人抱怨，喝得精光。正设法把旺德夫尔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儿过一个周末，但当局禁止法国人离开工作地点。等大部分客人都离开后，我一边煎马铃薯，一边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巴多格里奥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国宣战。

巴多格里奥在其停战宣言中，命令意大利军队停止任何对“敌军”的战争行为，但若受到攻击（指德军）则仍需反抗。虽然意大利从未热衷于与德国结成盟友，更不愿打仗，但这项突然背叛战友的举动仍令意大利军队颇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绝服从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顺道去拜访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最后一任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对俄国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讲话也很直爽。我想替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找份差事，她目前没工作。

冯·德·舒伦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坚决支持俾斯麦亲俄的传统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一直在两国间努力调停。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击苏联，对他而言，不啻为国家将遭遇大劫数的先兆（他从未怀疑德国终将一败涂地），之后他更加疏离他本来就厌恶的纳粹体制。

10月18日，星期一

今天轮到我值夜班。晚上7点抵达办公室，另外两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还在听音乐会。我先写了几封信，正准备出门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门房却警告我可能会有空袭，我说我马上回来。

才刚走到迪基的前门口，就听见三声巨响。我猛按门铃，却没人出来应门，只好再冲回办公室，这才知道有三枚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已经听到飞机从头上飞过去的嗡嗡声，又过了几分钟警报才响。解除警报之后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们一起喝咖啡。在办公室里过夜极不舒服，我裹着一条毛毯，床却硬得像块木板。

10月24日，星期日

玛莉亚·格斯多夫的生日。现在买礼物很困难。我替她买了点香水。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亚当·特罗特。亚当后来跟父亲一起来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公寓，我们请他们吃面包、煎马铃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我有一份紧急的新工作：翻译一大批照片的标题，内容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内发现的4000多名被苏联杀害的波兰军官遗骸。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整件事保密得厉害。我已读过德国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冯·巴本寄来的机密报告。他授权让一位下属成为某驻土耳其波兰外交官的密友，这位波兰外交官正好是罗斯福总统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尔利。罗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但美国显然查不清楚，因为他的幕僚（摩根索？）会拦截所有不利于苏联的报告。

冯·巴本（1879—1969）于1932年短暂任职德国首相后，于1933年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总理，希望借此争取保守派的支持。1934—1938年他担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促成“德奥合并”；1939—1944年，他担任驻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国。1946年纽伦堡大审判时，他被判无罪开释，可是德国法庭却在1947年判他八年劳改，全部财产充公。他于两年后假释，从此默默无闻度过晚年。

我必须在两天内全部译完。想到我的文字将在一周内抵达罗斯福总统的桌上，感觉非常怪异；好重大的责任！而且也很难译，因为那些被披露的详细证据读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1943年4月13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上千具波兰人——大部分为军官——的尸体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处万人冢中被发现，每一具都是后脑中弹——这是苏联的传统处决方式。德国立刻指控苏联，并指派由来自12个中立国或德国占领国家的医生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调查。随后又由来自德国占领波兰的专家，包括波兰地下情报人员，组成第二个委员会。4月17日，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他们对实情老早便开始臆测）

在未经照会英国政府的情况下，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着手调查，后者表示未经苏联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动。苏联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断绝了关系，指控后者通敌；两个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恢复。

后来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军官），乃苏联于1939年入侵波兰后，所俘虏23万名波兰军事人员中的一部分。这23万人当中，后来有14.8万人（包括1.2万—1.5万名军官）神秘失踪。在发现万人冢之前，波兰流亡政府不断询问这批战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复则千篇一律：他们已全部被“释放”或“逃走”。据说只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长贝里亚曾经嗫嚅：“我们在那里犯下一个大错……”所有证据皆显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军占领该区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枪决。而且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波兰军官俘虏营——靠近科泽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国东正教修道院。这批俘虏与亲属的通讯全在1940年4月中断。至于被关在另外两座军官俘虏营——旧别利斯克及奥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尸体可能都躺在某处“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万人冢中。

待苏军收复该区后，莫斯科指派本国的调查委员会将罪过推在德国身上。并且这项指控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盟军列入主要纳粹战犯的罪行中。但法庭的最后裁决对此不予置评，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凶手。

卡廷万人冢的发现，当然令盟军大失颜面；当时苏联仍在欧洲苦战，其友谊与战力对盟军阵营不可或缺。同时有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极同情“英勇的苏联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这样的事，于是所有盟军领袖一致保持缄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