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5页）

伯里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应，要求斯巴达人为不是一桩，而是两桩宗教罪行赎罪、驱逐责任人。第一桩渎神罪行是，斯巴达人曾杀害躲避在神庙中的黑劳士。这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斯巴达人尽管打着“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号，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残暴地统治着数量极多的希腊人。第二桩渎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对自己的希腊同胞施以暴政，最后叛变，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达人还派遣了其他使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后执着于一个要求——“他们公开地、非常明确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就不会有战争。”（1.139.1）这与斯巴达之前的激进立场相比，是很大的让步，显然说明在投票决定参战之后，斯巴达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普鲁塔克说，阿希达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盟邦的投诉，平息他们的怒气”（Pericles 29.5），但国王和他的政敌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达的局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力量显然足够强大，能够继续与雅典谈判，但他的政敌也能持续地要求雅典在不经过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因此，国王和他的政敌达成的妥协是，仍然拒绝接受仲裁，但将对雅典的要求减少到一条。

如此的让步事实上是背叛了科林斯的利益，并且斯巴达支持墨伽拉人而拒绝接受仲裁，展现了自己作为联盟领袖的力量和值得信赖，于是孤立了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威胁要脱离联盟，那么阿希达穆斯二世和大多数斯巴达人都丝毫不会担心。斯巴达人现在是冒着一定的风险，非常努力地避免战争。但是，决定大局的将是雅典。

斯巴达人的提议说服了很多雅典人。他们质疑雅典仅仅为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而开战是否明智，因为对墨伽拉实施禁运原本仅仅是战术上的策略，肯定不值得为之作战。但伯里克利仍然很坚定，坚持要求根据和约进行仲裁，但他也不能忽视要求他回复斯巴达人的压力。他做出的回应是，向墨伽拉和斯巴达发出了正式文书，作为对雅典行动的辩护。“这道文书是由伯里克利提议的，包含了对禁运政策的合理、人道的辩解。”普鲁塔克这样写道（Pericles 30.3）。伯里克利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撤销禁运，是由于雅典的一部晦涩的法律禁止他拆除铭刻着禁运法令文本的石板。斯巴达人反驳道：“那么不要把它拆掉，把它翻过来挡住文字就行了，因为没有法律禁止那么做。”（Pericles 30.1-3）但伯里克利固执己见，而且大多数雅典人都支持他。

最后，斯巴达人发出了一道通牒：“斯巴达人渴求和平，而且只要你给希腊人自治权，就会有和平。”（1.139.3）这等于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国。伯里克利希望雅典公民大会的讨论聚焦于这个显然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但他的政敌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和平条件。雅典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给出一个答复”。发言的人很多，有人辩称战争是有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墨伽拉禁运不应当阻碍和平，因此应当撤销禁运”（1.139.3-4）。

伯里克利为其政策所做的辩护表面上是以一个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为基础，但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道理。斯巴达人始终不肯按照和约要求接受仲裁，而是企图通过威胁或武力来占据上风。“他们希望用战争，而不是商讨，来解决纠纷。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请求，而是命令我们了。……只有断然地、明确地拒绝这些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1.140.2，5）伯里克利愿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如果斯巴达人接受仲裁，那么伯里克利就不得不接受仲裁结果。但他绝不能容忍斯巴达直接干涉雅典帝国的利益（比如在波提狄亚和埃吉那岛的利益），也不能忍受斯巴达影响雅典人的商业和帝国政策（如墨伽拉禁运）。如果在这些方面妥协，就等于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和对其帝国的控制需要得到斯巴达的许可。如果雅典人现在受到威胁就让步，那么就放弃了自己与斯巴达的平等地位，将来斯巴达会变本加厉地讹诈雅典。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仔细阐明了这种危险：

诸位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投入战争。他们特别要求我们撤销墨伽拉禁运，声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诸位不要前思后想，不要顾虑，不要责备自己为了小事而打仗。因为这“小事”能够确认和考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现在让步，他们会马上要求你们做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胆战心惊地做出了第一个让步。（1.140.5）

很多斯巴达人，以及一些雅典人，一定很难理解，雅典为什么要因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而投入战争。雅典这么做算是师出有名吗？目前的纠纷实际上只对当事人双方（雅典和墨伽拉）显得重要。如果雅典满足了斯巴达的唯一一条不可磋商的要求（结束墨伽拉禁运），实际上也不会对雅典造成什么物质上或战略上的影响。如果雅典人撤销了墨伽拉禁运，危机说不定就避免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可能使和平得以延续。斯巴达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科林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冷淡或者引发一场严重的对立，使斯巴达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许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但长期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国家极有可能会满足于现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斯巴达有一个至少有五十年历史的派系，始终嫉妒和猜忌雅典人，并且对雅典帝国深怀敌意。雅典人的让步或许能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下心来，但斯巴达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考虑是伯里克利最为重视的，但他的决定也建立在他设计的战略基础之上。战略与战术不同，不仅仅是军事计划。各民族和领袖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会运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战略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同的战略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将决定是否会爆发战争。前432/前431年的危机中，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的战略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希腊各城邦通常的作战方式是，一个步兵方阵开进敌境，与敌人的步兵方阵交锋。两军厮杀一番，使问题争端在一天之内解决。由于斯巴达的陆军实力比雅典强得多，所以斯巴达人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以惯常的方式作战，斯巴达必胜无疑。大多数斯巴达人也毫不怀疑，战争的打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斯巴达人确信，假如雅典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那么只要对雅典领土加以袭掠和破坏，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必然会促使雅典人前来决战或者投降。在战争开始时，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都确信，这种简单的攻势战略必然能带来快速的、无疑的胜利。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将要打一场漫长、艰难、代价高昂而且前途未卜的战争（雅典人和阿希达穆斯二世都努力劝说斯巴达人，战争的确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的行动或许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