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事与政治

拿破仑是军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两者不能兼有，就无法成为权力的象征——法国的皇帝。军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剑，而不是挥舞这柄利剑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剑又是握剑的、独立自主的最高统帅吗？三军团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们是红军的两只铁拳，彭德怀不仅比他资历深，而且指挥才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军事家，却不见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充分表现出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什么是政治！

彭德怀的“万言书”无疑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甚至说得还没有实际情况严重。但问题却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方式、在于时机。大跃进中的失误，毛泽东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怀提出的还要清楚得多。开庐山会议就是寻求纠正嘛，就是请各位“神仙”，献计献策各祭法宝以渡难关嘛。彭德怀的弱点在于只着眼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斗争，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因素。那时候，斯大林已经逝世五年了，在毛泽东当时的观点看来，苏联已经变修了，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革命的红星已经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陨落了，而引导世界革命的大旗应该高擎在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手上，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当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认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大旗，只在中国的土地上高扬。现代修正主义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险。彭德怀，你的眼睛怎么能只盯在饿死几个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国际国内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鲁晓夫的眼里，中国的三面红旗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经济建设上的幼稚病。在这里，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作过这样的论述：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也确实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在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中国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应是以两个大错误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嘲笑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他最终发展到利用经济压力作为迫使中国人就范的手段。其结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对过去欧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恶……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入共产主义……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特殊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这就是当时的庐山会议前后的大背景，这时候，既需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这是当时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只能在一定的场合和能够承受的范围里进行。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真理。该说假话的时候就应该说假话，彭德怀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林彪却具有透视历史纵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懂得：在领袖面前，即使有独到的卓见，也要造成这是从领袖的旨意中获得启发的印象，从而给领袖以无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备，一听曹操把他当英雄看待，吓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也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

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