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议不被接受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实际上，他的威信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提升了。

他离开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这使他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声望遍布苏区，而且影响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一时的丧失，使他避开危局，并为后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永远是一个哲学的思考题。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一个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是没法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尽管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县的属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吧）。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还是周恩来？他们才不管哪！就是蒋介石也搞不清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时来往的电文中，还是用他的习惯称谓“朱毛赤匪”。

当红军指战员们知道打了许多败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线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急剧地增长起来。毛泽东幸运地并非自愿地躲过了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关，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马”。如果由他指挥，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胜利与失败。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重写。谁临危受命，历史责任就落在谁身上。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端的自信，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生来是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是个大失败，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他虽痛苦却不绝望。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准备在他亲手点燃的动乱之火不可收拾时，以七十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从头做起。时时表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正是历来伟人、强者的必备素质。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突现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他自信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休养连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怀孕已经八个月的贺子珍？“不去了，过了湘江总会见到的！”他的声调里透出极不协调的沉郁和忧伤，马灯照耀下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描绘的苦情。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能走完未来的、不可知的行程吗？他像往常那样，刻意掩饰着内心，用凄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动。思维的奔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飞驰。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唯一正确的建议，只是被左倾领导者无理拒绝了。

因为历史已经做了出来，证明西进湘江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损失惨重，但在那时来看，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如果进军湘中失败，甚至失败得比渡湘江更惨，会不会再反转来说：“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呢？可惜，历史不能对两种方案都作出证明，只能事后作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做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更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并且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