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洛甫

湘江血战，几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总体构想，毛泽东提议由他整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系统的意见。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泽东意见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伤经久不愈，很难当此重任；而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三人团”发难，也是不利的。因为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职之后，一直处在无权地位，并被视为抵制国际路线的右倾路线的代表，在此情况下，他的意见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这些意见由当时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线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洛甫来说，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这也就是他后来代替博古当中央书记而不是毛泽东的原因。

洛甫唯一为难之处，就是他不懂军事，也从未过问过军事，目前要解决的恰恰是军事路线问题。由他来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分析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他的理解是矛盾的、朦胧的。直到九年后（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时，他还讲过这时的处境：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使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复杂。自从渡过潇水后，肠胃又一直不适，辣子鸡的确他吃不消，胃隐隐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刚刚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博古便踏进门来：“怎么？真的病了？”

“哪里，胃稍稍不适，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时就犯过。”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么？你怎么有空到中央纵队来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觉得与洛甫单独相见，机会难得，便开门见山：“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称呼洛甫，声调恳切而带凄恻，“现在红军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虑，他希望我们莫斯科来的同志紧紧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博古用“思美”来称呼洛甫，近乎苏联名字中的“爱称”，表示特别的亲近和特殊的感情，犹如中国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润之，用这三种称呼时的情感与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苏联的名字波古良，博古是从波古良演化而来；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苏联的名字利得洛夫，李德是由利得洛夫演化而来；洛甫，原名张闻天，在苏联的名字依思美洛夫，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来。由于博古跟他特别亲密，称“思美”以示区别。使用别名化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也是工作、安全、保密的必须。同样，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也都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如罗易、马林、越飞、加伦……

博古这个亲切的称呼唤起了洛甫无尽的感情，但他表示沉默。那时，他们的确是亲密无间的同学、战友，可是事物总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头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年在中山大学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都在何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化是必然的，真正涌聚在王明旗帜下的能有几人？

“王稼祥到苏区来得早，”博古说得有点伤感，“他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长，受他的影响是必然的！”

洛甫从床上站起来，呷了一口白开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同学，心想：你嘴里在说王稼祥，还不是拿他来影射我？

“你听说过吗？”博古显然没有注意到洛甫的心境，只顾说下去，“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职务，他竟然没有举手！”那神态，那语气表示不举手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力嘛！”洛甫淡淡地说。显然，他并不想跟博古深谈。他放下水杯，竟然没有给博古端水。

博古对洛甫的回答甚感意外：“难道这不是对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

“噢，”洛甫推了推眼镜，“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

博古渐渐感觉到洛甫对他的疏远和冷淡。他这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裂隙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了。西征出发前的那场争吵就露出了端倪，不过他当时没有在意就是了。博古到苏区负责领导临时中央之后，洛甫到临时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剥夺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这就使王明路线执行者，把握了党权、军权、政权，以便全面地推行王明的政治路线。

那是战略转移之前的一个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气冲冲地来找博古。博古对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前天，他们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随军出发就发生过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

洛甫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然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洛甫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匪四面杀入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

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洛甫只好服从。洛甫又一次感到无权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虽然聪明、热情、能干，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的旗帜并不鲜明。在私下里，他纠正了博古许多模糊认识，使博古充分地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那时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虚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够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既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米夫的亲密关系。而现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不把他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放在眼里。

当时，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开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到底分散好，还是集中好，洛甫并没有明确的预见。也许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吧。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时是十分微妙的：由于他对博古的独断专行早就有了强烈的反感。他就把这次能否听从他的意见，当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