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变通之法

会议继续召开。

周恩来为会议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倾的人并不是事事都“左”，而且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很“右”；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时也很“左”。这种二分法，连老祖宗都知道。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就是说他也有不智的时候。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办得很糟。

周恩来仍然认为前方委员们是对的，但硬顶必将受到加倍的反击，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曲则全，枉则直，陈毅和他在金精洞谈话的深意就在这里。在肃清AB团时，陈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这无疑是经验之谈。

阶级斗争有时很残忍的！周恩来不能不有所变通。如果他和毛泽东不能同时保留，就是保留一个也是好的。但他还是争取两个都能保留，不能不带有讨价还价的色彩，他说：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可以贡献很多意见，以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

这个换了说法的提议，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动，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周恩来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感到争取无望，退意已决。他缓缓站起来说，“我留在前方是不适合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忽然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是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坏事。他平静下来，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说：“也许大家还有许多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我现在可以退席。”

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他一向认为：在一大堆表象中去伪存真、分析判断，作出决策是最难的，而去把它付诸实施，是比较容易的。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难”。毛泽东具备“知”的能力。

由于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原来的思路往往被现实所阻断。周恩来深知，一位统帅，当他纵览全局权衡利弊的时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时常说的：举棋难定，首尾两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周恩来要为战斗战役负责，为全军命运负责，为革命事业的成败负责，甚至要对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负责，所以他力争毛泽东留在红军的指挥位置上无疑是真诚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误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泽东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他的空虚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从少年到老年毛泽东都有一种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的《体育之研究》，已经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

到1929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1917年（毛二十四岁），毛泽东还是湖南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四年级学生时，就做过军事指挥的尝试。

那时，在护法战争中，段祺瑞为夺取湖南，于1917年9月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傅到任后即委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第二十师范师长为副总司令，向南军发动进攻。南北两军在衡宝一线相持近月，双方互有胜负。11月初，王、范二人企图在混乱中取代傅良佐，傅仓促出走。此时北洋军斗志松懈，南军乘势北进，不断取胜。11月16日，王、范退出长沙，北洋溃军成群结队四处奸淫掳掠，一时间长沙城秩序大乱。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为溃军必经之路。校方准备动员全校师生往城东阿弥岭躲避。担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却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溃军只顾抢劫不愿战斗的特点，提出依靠学生志愿军留校自卫的主张。

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日夜警卫，并作出严阵以待的模样，使溃军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内。当溃军在师范南面猴子石一带惶惶麇集，不知所趋时，毛泽东放弃了保守防御，果决地组织出击。以土枪、长矛、鞭炮，武装起学生志愿军，并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持，在暗夜里突然向溃军分进合围。警察首先以长短武器打响，学生志愿军则呐喊助威，溃军早已如惊弓之鸟，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装。

有人说：“毛泽东浑身是胆。”有人称他为“毛奇将军”。

叶捷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乔治·华盛顿等风云英杰从《世界英杰传》里站出来，在他面前炫耀他们的奇功险勋。毛泽东写道：“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表示出他对开国元勋的尊崇与向往。中国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也都是他崇尚的人物。

1964年，他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虽然罗伯斯庇尔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我的印象更深。”

他不愿单纯做一个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家，指挥千军万马的拿破仑式的开国元勋更是他的追求！

宁都会议，使他丧失了军权，其痛苦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宁都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中央红军。

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他的脚步匆促而沉重。他这时的一切细腻的动作、表情，全部落进坐在门口右边角落的陈毅眼里。

会场上哑然无声，无人挽留，无人送行，无人动作，全都心悬气敛，看着那高大微躬的背影和蓬乱的长发，从门口走出。

当那轻微的布底鞋声在条石台阶上消逝之后，沉重的会场才舒了一口气。战斗已告结束，会场已不是战场。情绪立即涣散了。

项英、顾作霖、凯丰等等这些积极的冲锋陷阵者，在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那种愉快，反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惆怅。

奇怪的成功后的失落感。

陈毅永远也忘不掉毛泽东走向门口时那黯淡的目光。那目光凄楚中透出一种宁静悠远，仿佛辨认一个陌生的去处，追随一桩神秘难料的命运的奥秘。

陈毅心头不由一阵悲凉泛起，想起他与毛泽东相处的那些患难与共既不全好也不全坏的岁月。他蓦然间提出了一个动议，这个动议在一分钟前是绝对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