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苏区瑞金

一 项英的叮嘱

这是一座古旧而又阔绰的庭院。院中石铺甬道的两旁，是堆有假山的花园，几株丹桂正散发着浓香。

这是庭院中最简朴的一个房间，里边的摆设都是项英式的。一切地主豪绅的华贵家具他都清除出去，借以保持工人阶级清贫的本色。项英绝不会忘记他家的那间木板小屋，也不会忘记他那为富贵人家刺绣和洗衣的母亲，还有捡垃圾拾煤屑的妹妹。

这个房间里，除了嵌在墙上的穿衣镜和刻在大理石上的“追远斋”之外，一点土豪气息也不存在了：没有髹漆过的杉木桌，用木板搭的单人床，补了补钉的破棉被，一切都和他补过的灰军装相匹配。艰苦和朴素，不但是革命者的风格，也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

就在那张老百姓家都有而在这个院里反显特殊的杉木桌子旁，坐着李德和博古。他们都穿着灰色军衣，泡子灯捻得很暗，大概只有一支蜡烛的光亮，项英坐在下首一边。在警卫员给他们沏水时，项英吩咐：从眼下起，不经喊叫，任何人也不准进屋。

警卫员立即退了出去，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次极端机密的小会。

博古既是主要的谈话人，又充当李德与项英的翻译。项英一字不苟地做着记录，交谈的时间相对地拉长了。

谈话是在亲密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我同意中央的安排，”项英边说边翻着长条形笔记本，“关于中央分局的委员，还可以再定夺一下，不合适的应该调换。我念一遍，看有错漏没有……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项英像在大会上宣读条令似地读出自己的名字，而后一字一顿地说，“委员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禅——李才莲等担任……”

他在每个名字后留一个空隙，以便听者对人选重新审视思考。

“我看就这样吧，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博古对项英的过分认真和繁琐作风，有点不耐烦了，他喜欢干脆，“倒是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第一，是他的身体；第二，是他的情绪……这是李德同志最关心的两点！”

从交谈的气氛，使人感到他们三人可以开诚布公无所保留地交换意见。

“这人我了解，闲来无事读诗书，”项英说了一句很少说的俏皮话，“像他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种温情主义，动摇性是他们的阶级出身的劣根性。这一点上，有点像周恩来，最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办事处，在他养伤期间，我可以兼管，党政统一嘛！”项英似乎权衡了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的利弊，“这人也有长处……不喜欢抓权，这一点，也有点像周恩来。至于右倾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

博古把项英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首肯赞同，然后说：“这次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是争取战略主动的根本措施，四方面军远征川陕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取得了大的发展就是证明：鄂豫皖并没有丢！这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旧的保持了，新的诞生了……”

这种警句式的论点，李德等待博古给他翻译之后再向下讲，以便加强项英的印象。

“我们把你留在中央苏区，就是考虑到坚持苏区斗争的艰巨性，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坚强的负责人来领导……博古同志和我都认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无疑，这是一项重托。今后，举世闻名的中央苏区，便是他项英展示宏图大略的舞台了。

项英对共产国际绝对忠诚。在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中，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所谓知遇之恩，将长期发挥着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作用。

博古与李德深知这一点。按理说，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来担任，可是，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怀有戒心。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要的是忠诚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独立自主精神。

“考虑到你的精力，”博古补充说，“贺昌同志可以作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项英沉思了良久，认为贺昌听他的话，能与他合得来，便无异议地接受了。

项英的工作作风既有突出长处也有突出短处：他严谨，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

这种性格，在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陈毅暂时不能工作，项英并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权。一个人干起来可以运用自如，指挥顺畅，省得别人来干扰。大权独揽，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志，我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项英又翻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由中央局指挥的只有二十四师，另外还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个独立团，战斗力都比较弱，承担保卫苏区的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博古翻译给李德，李德也拿出本子，显然，对这种讨价还价不甚满意：

“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更为艰巨。主力西进，蒋介石必然跟追，这就减弱了苏区的压力，除你说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还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三万人！”

博古翻译后补充说：“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近万名伤病员……”

“这只能是负担。”项英叫苦说，“可以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变成骨干力量！”博古在潜意识中，想到这方面毛泽东很有办法，但他没有说出来。

项英继续叫苦：“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弱的同志，像瞿秋白这样重病吐血的同志，都留给我们，我们还要提供保护，将来怎么顾得上？”

“你要他们跟着西征吗？那不更难？不把他们拖死才怪。只要环境许可，你们想法把他们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妥善的安排！”

“也只能这样，”项英无可奈何地说，内心却很厌烦，怎么老把包袱向苏区丢？

李德从图囊中抽出标好的地图：这地图上以精确的线条和各种标志，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菱角形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阵地。

项英对着地图看了很久，但他不熟悉图上作业，没法预想出未来如何坚守的方案。

“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博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