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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们按誓死决战来布置清平之战，先是炸掉了沐水河上唯一的桥梁，又在山头布置了三层防线。县城每一个井里都投了毒，吃水只能到流动的河里去挑。县城挨家挨户的粮食都被搜出来当了军粮，并吩咐士兵即便在最后的关头也要把粮食和弹药销毁，决不让一颗麦子一粒子弹落入敌人的手中。在大战前夕，遣走了残留的商人和妓女，士兵们列队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女人们行礼，含泪目送着她们离去，生离死别的情绪在这些露水夫妻中传递。有的甚至托她们带家书，送信物，还有的干脆把值钱的东西送给这些女人，即便死了也图有个活着的人念想，女人们答应只要路上有寺庙，就会给他们烧香拜佛求平安。士兵们的回答很干脆，来年清明或七月半鬼节时要能在路边烧点纸倒点水米饭，在阴间也会保佑她们大难不死，奋力生存下去。

白桂那件忧伤的白衣露了一大截在外面，上身套了一件黄军衣，她拉着的男孩身上也穿了一件又长又大的军服。她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哭得东倒西歪，而是用微笑传递着她的坚强，士兵们却哭了。有人甚至大胆地跑上前去同她拥抱，立即又有很多人跟上去，队伍夹在女人中乱成一团。有个上校模样的人对天放了一枪，站在高处大叫：紧急集合！士兵们才散开，看着女人们一步一步走远，也看着白桂的那缕白衣消失在流岚和清雾之中。

现在，这座城市安静下来。晚上没有一丝灯火，幽蓝夜空中只有几颗孤寂的寒星，看顾着这个被世人抛弃的小城。在长官的计划中，这座城市已经死掉了，后一个城市又将成为下一道防线，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城市是最后一道屏障。狂欢作乐之后的岑寂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不知谁在夜里拉起了二胡，有人低唱：

从北国到南方，

我们被侵略者赶出家乡，

流浪，流浪，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斗，

回家侍奉我的爹娘？

两天之后我们投入了战斗。这次敌人的炮火来得更加猛烈，四面的山头几乎被夷为平地，大多数士兵还未进入真正的战斗便被炮火掩埋。我们设在前沿的防线就这样被瓦解。但是，这次我们的飞机配合助战，在空中大显神威，敌人无法派出飞机迎战，士兵们从这点看到了敌军的虚弱。虽然没有空中支援，敌人的地面部队却依然来势凶猛，在重炮的掩护下正面强攻，又兵分两路迂回出击。我们打退了正面的敌人，却陷入两面包围。战斗进行了六天六夜之后，城里连苍蝇和老鼠都逃得无影无踪，士兵们疲乏到了极点。第七天深夜，四面的山头突然出现密密的火光，照得天边又红又亮，趴在坑道里昏昏睡去的士兵们听见了日本音乐。火光像一道网一样从山头向下包抄，烧成焦土的清平县城传来了爆炸声，这是士兵们在做善后的紧急处置，爆炸的火光中能看见被炸飞的人影。

我们所在的部队守护在河边，阻击过河的敌人。眼看着敌人就要渡河而来，战前布置的敢死队便绑着弹药驾着小木船或竹筏冲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河中不时涌起爆炸引起的冲天水柱。吴明带着杨德高和我划着木船，由于来不及绑炸弹，我们只好把炸弹背在身上。我和吴明划船，杨德高和另外两个人开枪掩护，压制敌人的火力。快靠近敌船时，我们扔掉了炸弹便跳入水中。巨响之后，我的耳边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感到自己在往下沉，呛了几口水后，突然慌张起来，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催促我奔命划水，手在挥舞中抓住了一块被炸烂的木头，我便抱着这块木头在浪头中往下游冲去。血水浸泡着尸体一齐向下漂流，腥味四处弥散。被炸死的人比炸死的鱼还多，塞在河道之间，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流淌。突然，我的脑袋猛击在一块石头上，瞬间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死死地抱住那块木板，是天赐的木板救了我的命。我被两棵树挡住了，不偏不倚地卡在两棵树之间。当地人说那是姊妹树、合欢树，我却叫它观音树。那是两株已经被水泡之后死去的树，树叶脱尽，枝丫苍秃，只有两根树干仍然顽强地挺立在水中。我浑身没有一处完整的衣服，衣服已变成了丝丝缕缕的布条，全身的肉皮也没有完整的，东缺两块西掉一块，像千疮百孔的布壳。我的耳朵居然听见了乌鸦的叫声。那声鸦鸣把我唤回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初冬的黄昏，霞光正用五颜六色尽情地装扮天空，天上有一条淡蓝的河铺上了鲜红或金黄的彩带，妖娆绚烂。我醒来时意识到自己又活过来了，便越过乌鸦站立的枝头，如痴如醉地看了一阵天空，才把目光转回来向四处搜寻。乌鸦在河中追逐，欢天喜地寻找美餐。河已经变得平阔，水流也很平缓。带状的薄烟缠绕在水面上，夕阳把烟雾染成了霓虹的色彩。开阔的水面上流金溢彩，波光闪烁。渔船在水中摇动，橹声悠长，天地间更显得沉静。但这些渔船既不是在采菱，也不是撒网捕鱼，而是在捞尸。

我被捞尸的人拉上船，坐在一堆死尸边翻看了几张脸，我没有找到熟悉的人，比如吴明和杨德高。捞尸的老头是个好人，他脱给了我一套青布衣服，说上面鬼子太多，你要小心。我向老头深深地鞠躬致谢。当夜，老头把我带到他家里，给我敷了一些消肿散，老头说，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我茫然地摇头。老头说，你长得太像我孙子了，我孙子也当兵去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问他孙子在什么地方当兵，他说在云南呢，听说将军姓孙。我心想，那地方打得很艰苦，广播里每天都在宣传远征军，连打胜仗哩！便安慰他，兴许你的孙子还活着。老头用自家泡的桂花酒款待我，酒后睡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夜里，我才向老头告辞，翻山越岭寻找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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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部队时，没有找到吴明和杨德高，阵亡名单上也没有他们，我只好抱着侥幸心理祈祷他们还活着。

没有战斗的时节，日子便在每一天流走了，吃饭和睡眠都成了最大的乐事，连空气都显得懒洋洋的。我们驻扎的那一带冬天雾特别多，傍晚雾便从天而降，像一团轻柔的棉被笼罩着地上的一切。1944年的冬天，我们驻扎在离清平县城仅八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吴家坝，和日军仅隔两座山。吴家坝只有一条街，两边的房檐呼应着一线白白的天光，街上的店铺大多关门走人，仅有两家杂货店的老头不愿逃走，表示死都要死在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其余的人都逃到了更远的山里。我们住在民房里，能吃上米饭、面条，恍若住在自己的家里。在这暂时的平静中迎来了1945年的春节。清平县一个抗战宣传队带着慰问品来劳师，我们吃上了猪肉，晚间还看了演出。演出队里有一个小姑娘穿着红花夹袄，脸上有两团夸张的胭脂，一张嘴便露出了整齐白亮的细牙齿，士兵们便向她鼓掌吹哨。她抚着辫子唱了一曲《流浪》：